【作者简介】马丹丹，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马丹丹，女，河南安阳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其“社会稳定器”、“社会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关于“社会稳定器”的讨论出现于1990年代，经过了稳定器功能的辨析和重新认识，稳定器理论渐趋明确。稳定器理论扮演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复杂的妥协关系，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现实，由此衍生的文化转向正在协同稳定器理论构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研究的定位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关系：经过了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制度交易，实现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稳定器的热点讨论过去之后，中产阶级的概念、特征、功能、问题与对策等中产阶级语言系统也逐渐定型。“稳定器”理论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有可能是对已有的符号和价值重新编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稳定器理论起到的捍卫社会秩序现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社会批判作用，是一种主观选择。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器”理论显然还无法胜任中产阶级理论领域亟待解决的阶级结构位置、阶级属性和阶级认同等基本问题。

　　【关 键 词】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化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5-0026-09

　　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其中“社会稳定器”、“社会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社会稳定器”的讨论出现于1990年代，经过了稳定器功能的辨析和重新认识，稳定器理论渐趋明确。“稳定器”理论扮演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复杂的妥协关系，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现实，由此衍生的文化转向正在协同稳定器理论构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当下仍只是还在起步中。与文化转向相较，中产阶级理论的探讨又是在社会经济出现新的所有制成分、收入分化以及新兴职业等市场经济现实才开始谨慎地“放开”，因此，该理论又无法完全适应现实的变化。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理论的“松动”以及文化对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的培养还是成功地“内化”了中产阶级现实与幻象的交织。对于这一虚假的中产阶级繁荣，刚刚止步而又在底层艰难喘息的社会运动潜流虽然前景暗淡，不过也昭示了中国中产阶级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危机。

　　一、中产阶级研究的文献分布状况

　　迄今为止，对中产阶级的讨论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化。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现状的回顾，不少学者都抱有兴趣，并且做了文献分布的检索分析。例如，李春玲发现，1986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讨论中产阶级问题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个中产阶级问题讨论的小高潮，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进入低谷。200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有关中产阶级问题的讨论文章明显增多，尤其是2004年以来的三年里，中产阶级研究成为热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统计分析专家开始采用调查数据资料分析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陈述一些观点或介绍一些理论。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中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主题也变得多元化了。在这篇文章中，李春玲指出，中产阶级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文化批评关注不足；社会运动研究不足；缺乏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1]46-58李春玲特别指出，中产阶级研究热度的升温，除了政府政策导向，市场导向也不可忽视，两种话语的差异导致割裂的中产阶级形象。这一问题留待后面讨论。罗卡选取关于社会分层和中产阶级的近七十篇论文和专著为样本基础，数据显示，1979年—2006年发表了大量论文，大多数材料是在1998年—2004年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2]68罗卡就文献之间横向的研究触点展开广泛的讨论：他发现学者对分层的标准和范畴如何定义不甚追究，进而功能有理想社会的建构成分，而鲜有批判性的研究路径，且出现诸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处。罗卡强化了没有真实意义上的舞台表征的实践性，突出了中产阶级学术话语的政治性。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级问题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变迁讨论中产生出来的。

　　二、中产阶级研究的叙述模式

　　相较于文献数据分析，笔者对学者研究中产阶级的范式进行提炼，概括了由“理论、概念、构成、功能、未来”为格局的叙事结构。研究者在结尾往往指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同样也试图强化如何在政策导向把握的基础上导引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思潮。笔者发现，基于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同时彰显了权力对自由主义的腐蚀和压制，“公正”、“公平”的呼声迭起，凸现的是私营企业主、白领等嵌入市场体制的“弱者”抱怨，以及知识分子对“地位不一致”的不满。表现之一：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中产阶级，对应的是不依赖权力、关系网向上流动的个人奋斗价值观[3]；不支配人、同时也不受制于人的自主与自治，服务于大众的社会骨干，而非媒体宣扬的脱离大众的享受奢侈生活的精英[4]；矫正媒体对中产阶级消费导向，注重品味、生活质量，崇尚内心的独立与自由[5-6]；青睐外企白领倡导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但是不乏爱国主义弱化的担忧[7]。中产阶级的话语与人力资本、人才和素质的政策转型有所重合，但是从一开始就寻求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自足，不过，从职业领域涌现的高科技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正在成为新中产阶级的方向，隐晦地与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所代表先进生产力合拍。但是中产阶级的构成并不成为重点，它总是隐藏于更大价值意义的中产阶级改变社会结构的战略转型过程，因此，中产阶级的政治期待与政治理想带上了社会转型的印记，决定了后者如何超越人才的市场需求而作为非“阶级斗争”意义上的阶层来培养，在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中产阶级话语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将一个未必具备客观存在性的阶层打造为历史主体。面对现实的困境：中产阶级的弱小，在实践层面调整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的政策和环境，尽管有批判和挑战，理想主义的基调居然在学者群中保持了一致，同时辅佐以中间阶层向低产阶级转移的建议[8]，即仍旧保持自下而上的底层关怀。中产阶级是否存在，“稳定器”的成立条件等，内部的分歧并不影响中产阶级首先作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参与政治的抱负和信心：涉及改革思路，学者多从客观的现实出发定位中产阶级的概念，如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结构的完善和高等教育的扩大；也有学者称“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楚中产阶级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条件并创造这些条件，否则可能会沦为纸上谈兵式的主观臆测”[9]103。我们看到，在研究中主观色彩始终很浓厚。

　　中产阶级话语空想的部分在于中产阶级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往往作为整体性概念加以引入，而内部的异质性又是作为中国特色概念“中间阶层”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出于阶层整合目的的构成扩大化，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弱小化，多元的利益群体的组合只能承认阶层的“碎片化”。所以社会分层标准的差异也就呈现出来：李春玲以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标准综合中产阶级[10]；李培林将中产阶级区分为核心、半核心、边缘[11]；吕大乐强调职业的特征；李强则突出代际更替的转型过程：工人“类中产阶层”整体衰落，新中产阶层崛起，职业声望占据主要的考虑[12]。同样，异质性以体制内与体制外、内驱型和外源型的横向比较展开，讨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私有化和资源再分配过程，描述民营企业与外企等依附的市场经济嵌入的社会空间。李路路以体制和市场划分阶层类型以及阶层性格，以说明制度分割在中产阶层形成的作用；张伟用“双色蛋糕”比喻双轨制与中产阶层分化的关系，“一家两制”反而成为中产阶层家庭职业的性别分工[13]；刘欣始终强调公共权力在制度转型的控制与渗透，揭示产权私有化的改革并非完全的权力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转化，而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保障了权力寻租的增值能力[14]。这一点和李强所称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形成操作与结果的关系。从学者的分化可以看出，异质性构成了中产阶级从利益群体到阶层整合的瓶颈之一，尽管如此，中产阶级话语开辟了概念、构成、特征、功能与培育的叙述模式，现代化的封闭叙事定格于未来的橄榄型社会。不得不说，分析的过程尽管以保守主义为基调，不过，与自由主义对“公正”微弱的呼声相对，反垄断、反特权的批判，以及文化资本对抗暴发户的激进语调还是辗转表达。通常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思潮为政权服务，但是并不意味着改革与革命之间必然协调的声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