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

　　从2009年开始，在每一次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的开幕式上，总有陆学艺和我两位作为本会的名誉会长致辞。这已经延续了5年。学艺不幸在今年5月13日突然离我们而去，因而在这次年会上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浓厚无锡乡音而富有深刻内容的讲话了，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一种某种感伤和遗憾！我在《悼念挚友陆学艺》一文中表示“我们应该像继承和发展费老、雷老的事业一样，也要更好继承和发展老陆的事业，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学一个既繁荣又有活力的学术中心。”

　　为了更好推进这一事业，推进处在“理论自觉”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真正把“理论自觉”贯彻到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处，我愿意在今天这个隆重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场合，简要地、提纲挈领地讲一个题目，这就是《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这里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与我们会议的主题“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有关。

　　第一个“再评判”着重于中西关系，即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由于中西关系在近现代中国是一种主导关系，一种支配其他关系的关系，放在最前面。

　　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弄懂它们、借鉴它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沃勒斯坦说得好：“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1] 这说明西方社会学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可能是纯粹普世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同时由于在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中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这就是对国外理论这样那样地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

　　因此在社会学“中西关系”上落实“理论自觉”，我们必须既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树立主体意识，破除边陲思维，用建设性的批判反思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来看待一些被误解的西方社会学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洋为中用。这就是我们说的“再评判”。

　　这里说几个例子。我们的学术团队在近来的学术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有：韦伯关于中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城市现象的极端观点，韦伯从宗教伦理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片面观点等。韦伯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先重点介绍研究的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之一，他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很深。很有必要进行再评价：肯定和发掘他在方法论等根本观点上对我们的启示，梳理他在各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具体观点的真伪。再如，关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经常被误解。有时人们记住了他对宏大理论的批评，却忘记了他对宏观理论的重视，这种理解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的含义。因为，米尔斯将社会学的想象力称为视角转换的能力，这种转换使社会学对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日常的研究连为一体。

　　这里，我要顺便提到对于经典作品我们应当一读再读。我们坚持认为，一部经典、一种理论应当放在历史和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去理解，否则就会抽除了其本身有血有肉的品格，使其成为不合理的僵死的教条。对于“回归经典”的提法，我们也应当在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和理论自觉的框架中加以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