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黄浦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青年学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报承办的“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创新亮点。讲读会所提的“十年读书，以启学林。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宗旨，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共鸣。我们有理由对“望道”讲读会在引领深度阅读方面的示范效益有所期待。现将本系列讲座中7位主要演讲嘉宾的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今年是马克斯·韦伯冥诞150周年，重温这位德国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韦伯7岁时，德国完成统一。在俾斯麦领导下，以短短30年时间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韦伯一生贯穿了现代德国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过程，可谓现代德国的同时代人。

　　韦伯30岁不到即作为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专家受聘为柏林大学法学教授，一年后转赴弗莱堡大学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呼吁德国市民阶级勇于担当，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为此，韦伯指出，政治科学之教育实为当务之急。韦伯的呼吁针对当时德国现实。与经济和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德国在政治上可谓侏儒。当时德国政体素称“奇特”：貌似代议制，内阁却不向议会负责；看似皇权专制，邦国却相当独立；军队强大，却自成一体；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将优秀青年学子悉数网罗，却只为使他们成为单向受令的科层部件。容克贵族日暮西山，却依然长袖善舞；市民阶级日益壮大，却一心寻求一位新凯撒，以便在其庇护下继续埋头赚钱。

　　对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关切，是韦伯思想的特点。他为此被视作民族主义者。不过，韦伯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民族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通常强调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以“富强”为至高目标；韦伯的民族主义则关注“好的生存”，关注如何培养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素质。韦伯认为，文化才是民族国家的目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保护文化。

　　德国的迅猛发展使现代病集中爆发。韦伯并未沉湎于现代技术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与舒适，而是意识到现代社会诸种制度，对西方自古希腊经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以来的永恒价值，构成极大威胁。其所谓诸种现代制度，在经济领域中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中为官僚科层制，在文化领域中为现代科学研究和大学体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和《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分别予以探讨。就现代资本主义而言，这一萌生于禁欲主义新教的经济活动，在获得了作为其副产品的巨大财富力量后，抛弃了人的灵性生活，依凭现代技术和组织力量，将这种活动固化为使所有现世和未来者都无法摆脱的“铁笼”。就现代科层制论，原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要素出现，以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精确的管理要求，却与无生命的机器（工厂）一道，作茧自缚，固化为钢筋水泥式的网络化权力结构。而作为人得以超越其生存有限性的科学，也丧失了其自古以来的作为人性解放的力量，宣布无能于探究是非善恶，而沦为服务于任何人任何主观意图的工具。经济上的“铁笼子”（无形之手），政府管理上的“钢筋水泥”（无人统治），科学研究上的“破碎大道”（专业化），在韦伯看来，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威胁乃至于禁锢，或使人类沦落于前所未有的奴役之中。

　　韦伯承认，这些现代制度之建立出于必然，有些亦属必需。他如同一名体检医生，对人的病症作冷静观察和客观描述，既不回避，也不救治，只是诊断。这就是韦伯所认为的科学研究态度。后人往往忽略他冷静言辞下的嘲讽，将“描述”误作“认同”。

　　“一战”失败终结了近代德国的黄金时代，却提供了改造并完善其政治的契机。韦伯认为，政治制度是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向着理想目标前进的障碍，他在战时和战后提出“议会制”和“总统制”设想，主张治国者由人民直接选举，以避开官僚科层的中间阻碍，在政治家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既作为对官僚科层制的“机械化”和“反政治”倾向的克服，也促使富有远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政治人才涌现。

　　韦伯没有亲见其所参与创建的魏玛体制如此之快便告崩溃，也没能预见在真的出现了“克里斯玛型”人物，领着整个民族走向覆灭。但他毕竟说过：“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伟人统治亦非就是政治教育之道。”一个民族的国家由它的人民共同创造，谁也不能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