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问：韦伯思想在本世纪下半叶一直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里的一个兴奋点，以至于有人曾不无讽刺地说道：“谁掌握了对韦伯的阐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韦伯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韦伯思想的重要性到底何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常常被忽略了（这也许是各种“热”的共同症候）。对这个问题你是怎样看的？

　　答：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韦伯热”出现于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发生于各地的“韦伯热”又都与他的某些论述直接相关，这说明韦伯社会理论中有某些使人们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共同的东西就是现代社会的矛盾或“现代性的悖论”问题。

　　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结果，现代性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从纯功利上加以考量，即从目的对追求目的的人“有利”以及对达到目的“有利”的观点上考量，韦伯称之为“形式合理性”。与之相对立的是“实质合理性”，即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之间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实质的内容评价关系，即从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观点上评价目的本身和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

　　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

　　问：但这似乎不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所揭示的现代性悖论在“韦伯热”出现之前早已存在，但为什么直到本世纪下半叶韦伯的思想才成为热点？这里面有没有某种“机缘”？

　　答：韦伯思想在30年代经帕森斯传到美国，并于50－60年代在英语世界风行起来。帕氏早年留学德国并深受欧陆社会理论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即是以德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为题，重点论述了韦伯主张的新教起源说和桑巴特的犹太起源说之争。学成回国后，他即把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并使之于1930年付梓问世，后来各地兴起的“韦伯热”莫不以此为滥觞。1937年帕氏以《社会行动结构》一书一炮打响，从此在学术界声誉鹊起。只要检视一下此书，就会发现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带有明显的韦伯痕迹，而与美国流行的社会行为主义或以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ield）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方法论有殊多差异。可以说，韦伯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帕氏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这有几层意思：第一，韦伯是战后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二，帕氏对韦伯思想的传播做了重要贡献；第三，帕氏在传播韦伯过程中把韦伯“帕森斯化”了。

　　诚如帕氏所说，他的理论是“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综合”。在这种“综合”的产物中，欧陆社会思想的丰富多样性、差异性、包容性被“整合”进了结构功能主义之中，变成了理论上视角片面、实践上无批判地肯定以战后美国为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其标志就是战后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理论”走红。加之战后美国综合国力如日中天，将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的先进教育体制，社会科学的职业化和标准化发展，以及由这一体制提供的规范化的文化产品，如同按标准配方和程序生产出的汉堡包一样规范，以至有人说这是“世界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Ritzer语）。与此同时，韦伯的丰富思想被简单解读成“现代化的先知”、“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帕森斯笔下的韦伯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对一位德国社会思想家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