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人口转变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推动下,农村家庭养老由过去以儿子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模式转变为儿女共同养老的新模式。文章利用2015年湖北省宜昌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入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儿女共同养老模式会显著降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且主要表现在相对年轻的育龄妇女中;男孩偏好弱化是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之一。文章认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变迁可能会促进低生育水平的自我强化,这或许可以为中国当前及未来部分地区的低生育水平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关 键 词:儿子养老/女儿养老/男孩偏好弱化/生育意愿 

　　作者简介:朱明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云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会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现有文献看,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育龄妇女的教育(陈字、邓昌荣,2007;Shapiro,2012)、就业(Wusu,2012)和公共政策(Cremer等,2008;王天宇、彭晓博,2015)等角度展开。虽然学者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缺乏对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视角的考察。长期以来,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从家庭内部子女养老的性别分工来看,父系家庭制度意味着儿子在婚后负责父母的饮食起居,女儿在出嫁后不再承担正式的赡养义务(Greenhalgh,1985)。因此,家庭养老的责任主要由儿子承担(陶涛,2011)。然而,在当前人口转变、人口流动、社会经济发展等综合因素的推动下,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儿子养老的功能有所下降,女儿在养老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唐灿等,2009)。那么,这种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试图对此问题予以回答与解释。

　　一、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与低生育水平:一个分析框架

　　(一)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内涵与趋势

　　中国农村历史上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家族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子女所承担的养老责任和义务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儿子是家庭财产的继承者和家庭养老的承担者,在养老中的核心作用显著(Yang,1996);女儿则会嫁到其他家族,结婚时女儿的权利、生产力、服务转移到丈夫家庭,结婚后女儿既没有继承娘家财产的权利,也没有为父母养老的正式责任(Greenhalgh,1985;Whyte等,2003),女儿一旦出嫁就成为“别人家的人”。父权制家庭对媳妇一系列不成文的规范约束也使其与娘家的联系被减少甚至阻断,父母不存在对女儿养老的角色期待。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农村已经延续了上千年,成为乡村养老模式的常态。

　　然而,随着乡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家庭养老中的这种性别差异正在发生变化。曹锦清等(1995)的田野调查表明,媳妇在弱化赡养公婆责任的同时,却强化了赡养自己父母的新责任;还有研究表明,一些农村地区出嫁的女儿开始参与自己父母的养老过程(范成杰,2009),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支持功能日渐上升(唐灿等,2009),而儿子对父母的赡养、照料和慰藉有所减少(贺雪峰,2008)。其原因一是人口转变导致独生子女家庭或有女无儿户家庭的显著增加,女儿养老既成为一种需要,也成为一种现实。二是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女性外出的比例一般低于男性;儿子外出后,其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有所减弱,部分养老责任转移到女儿身上,女儿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强(聂焱,2008)。同时,农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核心家庭日益成为主要的家庭类型,随着子代相对父代权力的上升和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儿赡养父母的经济能力也有所提升(张翠娥、杨政怡,2015)。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老年人的温饱已不成问题,但其需求层次提高,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增多,在这方面更具优势的女儿的养老作用更加凸显。唐灿等(2009)通过对浙东地区的实地调研表明,女儿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在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许琪(2015)基于2010年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均超过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