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

　　——2015年中国社会学研究回顾

　　2015年，中国社会学在培育经验感和历史感、关注现实问题、增进规范性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是，如何促进社会学研究回归“社会”，增进历史质感与经验研究的契合，防止形式化和空虚化，正变得日益严峻。

　　学科的成长需要厚积薄发，因此，学科史上的任何一个年度都很难特别地异乎寻常。但若拉长学科史的镜头，有些年份的独特位置就会依稀展露。譬如，2005年“和谐社会”的提出，给中国社会学研究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2015年，在我国社会学史上终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我国社会学接续之前出现的历史转向，一方面立足当下搭起中西古今交流的脉络，另一方面直面最为现实的家庭、基层治理、互联网等论题，释放出浓浓的“通古今之变”的味道。

　　社会理论研究注重连接中西学术脉络

　　社会学源起于现代性孕育和生产的阵痛期。与严格学科体制下的社会学不同，早期社会学一反自然论和心理主义，试图构建起社会、民情、历史、制度等因素之间相互连接和合逻辑搭配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机制，因此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要理解这一点，社会学必须突破现有学科体制，回到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期思想家们的真实思想活动中。渠敬东在考察中国社会理论的起点时，把视野转向近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分析他们如何以总体性的视野，结合制度与习俗、文化，在中西思想合璧的情境下建构和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以此为思想资源，拉伸中国社会学自我理解的链条。

　　接续这一理路，陈涛、潘丹和杨璐探讨了古典社会理论的生产机制。他们发现，启蒙运动推展的是“自然”概念和人性观点的式微以及“社会”概念的凸显。尤其是孟德斯鸠讨论政体、民情、法律与人性诸因素如何相互配合从而构成现代秩序的基础，为社会学的出现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崔应令则认为，“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彰显了近代中国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杨清媚和张江华更专注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如何应对和连接中西学术脉络的问题。他们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并检讨了我国早期社会学家在学术思路上的变动机制、遭遇的诸种困境及其在理解中国国家和社会上的映照。

　　关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的社会理论传统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力图表明，知识的构成、分类和关联源于社会的构成、分类和关联。基于这种认识，周飞舟试图从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重现中国人独有的社会理论传统。他把“差序格局”的根源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认为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映现到当代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中“关系”和“人情”的历史根源。林鹄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制度安排扎根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从而解释了宗族在中国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