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海洋国土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海洋社会学；兰晓婷，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海洋社会学

　　《海洋渔村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我国近年来海洋社会学研究取得的重要的经验研究成果。该成果与巴西的海洋人类学研究不谋而合。巴西和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海洋渔村变迁是两国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研究群体分属两个相近而不相同的学科：巴西是海洋人类学，中国是海洋社会学。本文以巴西人类学家蒂亚戈(Antnio Carlos Diegues)主编的《巴西的海洋人类学》和我国青年学者唐国建的专著《海洋渔村的“终结”》作为样本(这样做当然有片面性，重在抛砖引玉)，介绍来自两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不同学科对两国渔村变迁的研究。希望对我国的海洋社会学研究能有所启发。

　　一、海洋渔村的概念界定及其特征

　　海洋渔村是指在地理空间上依靠海洋资源生存的渔民共同体或资源型社区，它拥有独特的海洋生存方式和属于渔民群体的海洋文化，渔民对于渔村和海洋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渔村是他们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物质载体，也是渔民的精神家园。从纵向来看，渔村自诞生以来可谓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无论是其生产方式还是其海洋民俗文化，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既是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渔村自身各种变迁的基础；从横向来看，世界各地的渔村既有共同的特征，也有巨大的文化与社会差异性。巴西和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因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制度结构等国情不同，也注定了各自渔村变迁具有不同特征。

　　巴西学者把渔村分成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农民——渔民”社区或者“渔民——农民”社区。这种社区类型既具有陆地社区自给农业的特点又具有经常性地利用沿海河口和池塘资源的特性，渔民与陆地生活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渔业只是一个补充性活动。实际上，他们是农民而不是渔民，这种类型的社区没有渔业文化或渔业意识，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既对河口和泻湖有一定的了解，又不完全依赖渔业而生存。第二种类型是“海洋社区”，是海洋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社区类型，它以海洋渔业为主要的生计来源，在这种社区中经济、社会和象征性的实践都与大海存在密切联系，从事传统渔业的手工渔民和资本主义渔业的资本家是这种社区类型的创造者，①手工渔业和工业渔业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把海洋社区区分为原始的传统的海洋渔村和现代的海洋渔业社区。渔村变迁的过程之一便是从传统的渔村走向现代社区的过程。“手工渔业”（Artisanal fisheries）是英语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与工业渔业（Industrial fisheries）相对应，后者也称为“资本主义渔业”，因为工业渔业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不是维持生存。这样的划分有利于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把传统与现代分开，方便分类和研究。我国没有这样的用法，我国研究者常常笼统地使用“传统”、“现代”等词汇。手工渔民完全依赖海洋资源来获取生存资料，这样的社区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传统渔村”，工业化的渔业渔民所形成的社区则是新型的社区。巴西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海洋社区中的渔村。

　　我国学界研究渔业和渔民较多，研究海洋渔村的成果很少，也没有上述的前提性的界定。折晓叶在1997年把“海洋渔村”界定为地处沿海且以海洋资源为其主要生存来源的自然村落，是依据历史传承而自然聚集起来的“事实上的群体”。②这个概念首先确定了海洋渔村的地理特征，基于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而自然形成，是为了自身生计聚集而成的区域生活共同体。这种“事实上的群体”其种类是纷繁复杂的，渔村类型的划分依据不同，渔村的种类就不同，唐国建在《终结》一书中对海洋渔村的类型依据地理空间的不同将渔村划分为三种类型：城郊渔村、海边渔村、海岛渔村。所谓城郊渔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近，或许最初这里并没有城市或者城市发展比较落后，但是由于社会的变迁或者地理位置的优势而演变成为城市，如果存在这种变迁，那么城郊渔村就较容易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结果就可能被纳入城市整个架构中，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海边渔村在地理位置上是与城郊渔村截然不同的，它一般离城镇较远，而它的发展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体制改革极可能使渔民丧失海洋资源的使用权。海岛渔村是位于海洋中某个岛屿上面的渔村，这种渔村的祖先一般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因素很早就迁至此地，世世代代以渔猎为生，此类渔村一般会受到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变迁的影响。③唐国建认为，相比较于基于土地而生的陆地村落，中国海洋渔村具有许多独特性。第一，海洋渔村的社区空间界限一般比较模糊，对于陆地型的村庄而言，人们可以根据地形特征或者制度因素对村庄的边界进行干预和分割，村与村之间依据对土地资源和房屋的占有和使用而具有明确的界限。然而，海洋渔村除了居住区域和海洋滩涂外，其海洋生存资源由于海洋的无法分割性和海洋资源的自主流动性而难以对其进行干预、控制，这是海洋渔村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二，俗语讲“靠海吃海”，海洋渔村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渔民维持生计的来源几乎全部依赖于海洋，这体现了海洋渔村的本质特征，渔村的群体构成有原始的本土渔民，也有许多迫于生计而迁于此的打工者，他们或者已经融入渔村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或者依然以打工者的身份存在，甚至过去了几十年依旧如此，但总而言之海洋资源是渔民生存的最重要物资，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第三，由于自然环境的无法预知性和不可控制性，加之海上作业的危险性和困难性，渔民的合作意识一般较强，他们希望通过彼此的帮助和合作来获得海洋资源，渔民之间的互助意识和合作精神是他们收获的重要因素。第四，土地型村庄一般将“土地”视为一切，只要拥有了土地便可收获粮食从而获得生存来源，而海洋渔村则将生产工具——船只以及捕捞工具视为生存的根基，这也是由海洋与陆地的差异性造成的，渔民的“船”就等同于农民的“土地”，它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第五，海洋渔村具有独特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民俗文化，渔民崇尚海洋的神秘和伟大，他们尊海洋为神并通过特殊的祭海仪式和民俗活动来感谢和祈求海神的庇佑，其用意在于维护自身的生命安全，而且希望每次出海都可以满载而归。

　　二、影响海洋渔村变迁的变量

　　依海而居、靠海而生的渔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区别于靠陆地资源而生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海洋渔村发生了、发生着哪些变化，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对象，围绕海洋渔村的研究也促进了海洋人类学与海洋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海洋社会学家和海洋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海洋渔村的类型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海洋渔村存在一种共性，正是这些特性使海洋渔村独树一帜。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全球海洋渔村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曾将变迁分为结构性的变迁和历史性的变迁，历史性的变迁是指个体由生到死的变化，而结构性的变迁则是系统基本形式的变迁，是一种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变化。④巴西海洋渔村的变迁大致是一种结构式的变迁，像科塔克所描述的阿伦贝皮在20年中的巨大转变就是一个例子。影响渔村变迁的因素有很多，蒂亚戈等人的研究比较看重资本主义、市场、现代化、全球化对巴西渔村变迁的冲击。莫朗（F. MOURO）将渔业社区的变迁归因于一种新理性即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他认为随着理性市场体系的出现，手工渔民开始利用机动船开采近海海域，在生产方式上发生了初步的变化。1960年，莫朗使用韦伯式的方法对渔民和农民的典型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机械化手工渔民作为新的阶级对海洋的既定认同、对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渔业产量的增加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海洋环境的控制和技术知识的占有上，商业捕鱼逐渐取代了农业成为社区的主要生计来源，并且在一些群体中还出现了渔业意识形态。但是，莫朗还指出新的阶层——机械化手工渔民与当地以农业为基础的精英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而这主要是因为机械化手工渔民、投资生产的创新型鱼商以及迦南人城外新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精英统治。⑤基于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手工渔民的生产，莫朗提议建设渔业码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渔业码头的建设促进了工业捕鱼的产生，但是机械化的手工渔民并没有被整合到工业捕鱼团体中，因为这些工业渔船聚集到一起主要以捕捞虾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理性的出现不足以引起机械化手工渔民向资本主义渔业的过渡，这种转变缺少基本的结构元素，即缺乏购买更大的船只和更好的渔业齿轮的资本积累，缺少资本主义工业渔业劳动力引入的典型特征，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才适合这种生产方式，⑥所以这种向现代化过渡的渔业模式是失败的，但是渔业技术对原始生产方式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科塔克对巴伊亚州阿伦贝皮历时42年的调查研究充分展现了经济发展、生态恶化和全球化影响下传统渔业社区的变迁过程。1960年代，当科塔克开始研究时，社区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分层尚未出现，社区的粮食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在渔业工作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以高度的社会同质性为标志的家庭团结。大多数男人都靠捕鱼为生，阿伦贝皮最固定的访客是萨尔瓦多来的鱼贩，船队还没有机动化，除了捕鱼，村民还靠种植椰子来获得经济来源。总之，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就是一个和谐的“世外桃源”，具有平等的价值观和非分层的社会结构，并且远离政治权利，经济自由。⑦到1973年，作者发现巴伊亚州已经发生了转变，海滩附近出现非法的化工业并开始污染沿海环境，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在此社区中也出现了旅游业，相比于1964年，渔民家庭占据社区的比例已减少21%。此外，由于渔业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入致使渔民阶层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而到1980年，主要的根本转型已很明显，表现在渔业由风力变为机械动力，一条从巴伊亚州到萨尔瓦多的柏油马路引起了进一步的变化，旅游日渐增多，成为社区最重要的活动，渔民家庭占据社区的比例已下降至1973年的一半，并且伴随着团体渔业企业的出现以及主要雇用流动劳动力的行为，渔业活动发生了巨大转变，许多家庭已经开始从事面向游客的服务业，例如，出租房子和船只，这些社区活动的变化引起了生活习惯和习俗的变化。至此，渔业社会关系的特点由原先的合作转变为对那些无船只劳动力的剥削，曾经以社会同质性为标志的巴伊亚州社区已转变为一个分层的社区，鱼商、船东、公务员和工人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社区的团结模式和宗教行为也发生了变迁，巴伊亚州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地域，媒体和游客带来的城市行为模式成为社区的主导行为模式。

　　总之，资本主义渔业技术的发展、渔业市场的出现、手工渔民资本积累的有限性、海洋环境系统的恶化、资本主义工业渔业的掠夺性捕捞以及全球化成为手工渔业生产模式变迁的主要因素。而手工渔业生产方式变迁的案例则表明每个社区的变迁因素都是不同的，莫朗认为手工渔业传统变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导致手工渔业采取商业捕鱼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了初步的变迁，但最终由于手工渔民的资本积累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缺乏而没有实现向资本主义渔业的过渡。福尔曼（S. FORMAN）主要认为农业经济中的传统和社会变迁始于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以及受到了当地精英权力结构的影响，这种变迁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然意义上的变迁；二是当地精英实施的强制性规范和手段所导致的变迁。而科塔克所描述的生产模式的变迁是一种隔离局面的终结，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渔民家庭占据社区的比例逐渐减少，而公路的修建以及当地环境的独特性使得旅游业飞速发展，许多渔业家庭的生存模式由过去的出海捕鱼转变为出租船只和房屋，生产模式的变迁最终导致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的变迁。杜阿特（F. D. DUARTE）描述的变迁也许是一种最尴尬的变迁，围网渔船的出现使得手工渔民的工作条件和合作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新的劳动分工所导致的渔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以及渔民对传统的维护最终导致手工渔民被边缘化，既无法回归原始的生产模式，也难以融入新的生产模式。

　　唐国建在《终结》一书中，选取“资源开发、城市化和体制改革”三个变量，分析了三个类型海洋渔村的变迁，发现了海洋渔村四个边界的消亡，即“自然边界、经济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它们之间是环环相扣、彼此关联的，一个边界的变化势必影响其他边界，而最终四个边界的消亡则意味着渔村的“终结”，⑧其重点在于强调渔村共同体特征的消失和渔民身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