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的数据，围绕着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治顺从这五个维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发现中国人存在较为一致的、因此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偏好、信任并顺从权威政府，但强调政府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导向，可称之为“分化的后权威主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时代变革和世代更替，但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并没有经历整体性的变迁，这种政治价值观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政治价值观 分化的后权威主义 转型社会 主流价值观

　　一、问题与研究背景

　　本文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系列论文之一，关注的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

　　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并透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变迁，例如，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城市化、社会分化等，其中一个从独特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特征及其变化过程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模式和变迁研究。这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但又缺乏系统分析的领域，充满了道听途说、自我推论，甚至是想象以及说教和争论。

　　在中国，价值观研究重新回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长期教条式禁锢的解除和对历史的反思，使得“迷惘”或“价值真空”成为当时的“热词”之一。随着90年代中国社会大规模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关价值观的话题逐渐沉寂，并被边缘化，一时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应该追求什么、如何追求。将对价值观的关注重新带回来的，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分化日益加剧而出现的道德缺失，甚至“世风日下”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

　　21世纪以来，文化价值观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不同群体关系的最终机制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帕森斯，2003)。与国家强调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同步，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层面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潘维，2008；王绍光，2008；沈明明，2008；康来云，2008；廖小平，2006，2008，2013；宣兆凯，2011)，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特定群体入手分析开展价值观的研究，如对少数民族(魏昀，2012；任勇，2012)、农民(尹俏，2012；孔繁斌，1998；康来云，2008；何瑞鑫、傅慧芳，2006)和大学生(王勤、梁丽，2011；郭维平，2008；王涛、戴均，2008)群体价值观的研究。社会问题和上述研究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价值观的关注，而且引发了至今悬而未决的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的争论。争论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为背景，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议题上：第一，当代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主流价值观?第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延续了过去还是发生了变迁?

　　在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状况议题上，研究者存在较大分歧。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分化导致了原有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而新的主流价值观并没有形成，进而导致了中国人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危机。例如，潘维(2008)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化中迷失了，人们在道德观、社会观、政治观、群体观、自然观、国际观、民族观均存在严重分歧。刘彦芬(2012)也强调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正在式微，非主流价值观正在兴起，例如，集体主义淡出与个人主义彰显，从道德主导向利益主导转变等。

　　但也有不少的学者强调中国人中仍然存在某种主流价值观。例如，王绍光(2008)把核心价值观界定为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念，他的研究发现，在个人与家庭、他人、群体、社会、政府、国族和终极目标的关系等七个层面，都存在一个核心价值观，如重视家庭、强调迁就与容忍、集体本位、重视平等、依赖与支持政府等。他认为这些核心价值观体系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持。沈明明(2008)用北京市社会经济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状况，发现在男女平等观念、性观念、道德行为方面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持有较为一致的观念，只是比原来有所松动。他把这种较为一致的价值观状况归结为政治社会化的强大。

　　在价值观的延续与变迁方面，变迁观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同的学者描述了不同的变迁内容与方向。例如，从传统价值观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价值观的转变(史娜，2011)，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神圣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廖小平，2008)。王正绪(2008)区分了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并指出虽然中国人在现代观念这个维度上差异较小，但是在后现代观念这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他们或者将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传播、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廖小平，2008)，或者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与这些强调价值观变迁的研究不同，史天健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一些维度上基本保持稳定，例如，他发现，尽管9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政治参与的频率、强度和范围都有了提高，但是中国人的民主观和政府信任度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Shi，2000)。

　　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触及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状况及其变迁，但它们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对价值观的清楚界定，往往将价值观和行为特点混淆起来；第二，某些讨论往往把实然与应然混淆起来，用一个虚构的过去来考量现实并建构一幅价值观变迁的图画；第三，与此相关的是，多数研究缺乏对价值观状况和变化的系统测量，观点和结论也缺乏系统实证数据的支撑。即使为数不多的几个基于系统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因为这些调查很少是专门设计的价值观调查，因而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存在先天的缺陷(王绍光，2008；沈明明，2008，2009；王正绪，2008；Shi，2000，2001，2008；严清，2010；史卫民等，2013)；第四，由于多数研究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视角和背景，所以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等带有较强的个体性，很难进行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更不用说进行国际比较和历时比较了。至于那些基于个人感受或个别事件盛行于世的，以所谓“80后”、“90后”等为代表的说法，则因缺乏科学依据和方法而常常误导社会。

　　鉴于以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期望立足于专门设计的、利用科学抽样方法获得的价值观问卷调查数据，以价值观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价值观为对象，对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状况、变迁趋势及潜在影响给出一个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