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哈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英国《卫报》官网刊文提到，当前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几乎都忽视了历史在政策制定中的意义，也很少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种做法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政治家们只有通过历史思维，才能打开视野，更好地对公众负责。

　　历史学家的政治参与度不够

　　阿米蒂奇表示，历史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离得越来越远，现在是时候纠正这一趋势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尔文·杰克逊（Alvin Jackso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到，英国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非常重视历史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尽管他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但却多次邀请历史学家参与英国外交政策制定，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认可。杰克逊说，当前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从历史角度考虑政策的制定，历史学家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也寥寥可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成为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但杰克逊表示，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方法非常狭隘，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也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历史学家会用自己的方法和角度提供最有效的政策建议，也许这些建议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但却能真正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未来也将受到更多关注。真正把历史融入政治应该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开始，他一直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和批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