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外交重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由于美国对华实行敌视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异端，实行围堵政策，使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对亚非国家也是习惯于双边外交，基本上不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万隆会议为新中国打破孤立困境、融入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声誉。

　　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发起的，没有美苏大国参加的，由民族主义国家独立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国认为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亚非历史、而且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制定参会方针，主要内容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若干亚非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力求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紧张局势。周恩来亲任团长、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为团员，组成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力图通过参加万隆会议，迈开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同时积累处理多边国际事务的宝贵经验。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对于推动会议取得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万隆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参会的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受殖民压迫的历史遭遇，这是亚非会议得以召开的共同基础，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在冷战中与美苏亲疏不同和某些其他历史原因，各国间又存在分歧、矛盾、隔阂和互不信任，尤其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截然分为两派，有的国家攻击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义”，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要求“中国应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一度使会议出现紧张气氛。周恩来适时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强调与会各国有“求同的共同基础”，那就是“亚非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寻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与会各国的支持，促成会议达成了各项共识。这是中国代表团对于会议取得成功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为亚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发展互相关系、实现合作发展提供了指导方针。

　　中国倡议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会议达成重要共识，成为“万隆精神”的精华。在会前，中国已经先后与印度和缅甸两个国家共同缔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倡导和推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强调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国建立正常关系”。中国的和解姿态与真诚态度，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就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成为“万隆精神”的精华，迄今仍是国际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