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柱图录整理工程已经完成 

　　由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1&ZD096 )， 目前已按计划完成了近七千件文书的搜集、入录、编号、拟题和编纂工作。目前图录书稿已送江苏凤凰出版社编辑发排，清稿积十余人之力，费时六月，已大体审定，或九月下旬即可推出三辑二十二册精装本图书，与原有的六千件课题设什数相较，已增多了近一千件珍贵图录文献，诚可谓文书学整理的洋洋大观者，契约档案出版的巨大工程，民间乡土文献的集大成专书。

　　《天柱文书》的出版，乃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辛勤劳作的集体成果。该书主要搜集地契和林契，内容则有账簿税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休书、碑铭、日记等，涵盖了极其广大的地缘-民族生活世界的历史变迁状况，反映了林林总总复杂万千的社区生存与生活的文化事相，完整地再现了地方经济文化变迁发展的全貌，有裨于还原族群礼法秩序的具体运作方式，展示地缘族群互动交往的文化动力机制，填补因缺乏原始文本资料导致的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扩大了新材料与新问题融为一体所产生的知识学观照范围或思考题域，丰富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法学等学科研究领域的成果。最终则摆脱长期盲从欧美时髦理论导致的弊端偏失，重新依据自己的乡土经验建构必要的社会知识学体系。

　　贵州大学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自21世纪伊始，便极为重视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曾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赴清水江流域开展调查研究，呼吁政府部门与学术同仁协商制定整理规划，既要避免文书可能发生的流散亡佚，也要以出版的方式向学界公开，不能重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历史性悲剧，引起了中央及省州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清水江文书的征集抢救和整理编纂工作，并促成了预算经费为一千二百万元的锦屏博物馆的修建。与此同时，从拍照入录到题名编号，从题名编号到录文校勘，从录文校勘到分类合编，课题组均作了严格的规范和精心的布置，同时多次邀请全国各地著名学者亲临现场指导，尽可能地确保项目成果达到高质量的一流水平。

　　该书在整理编纂过程中，曾邀请部分著名文书学专家进行指导，并获得了好评。如著名文书学专家栾成显先生指出：“随着这些文书的陆续发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热潮乃至国际性的清水江学是可以期待的。贵州大学拟推出的《天柱文书集成》，是清水江文书系统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部分，其中多有精品。张新民教授领导的贵州大学的整理团队，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文书复印清晰、录文准确、考释精当。因此，本集成可以作为清水江文书整理的一个典范。”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卞利教授也高度评价说：“清水江文书发现、整理和出版，是近年来震惊学术界之大事，令人欣慰！(张新民)先生于抢救整理清水江文书功莫大焉。”(以上见林东杰等整理《开创文书学研究的新天地》，载《人文世界》2012年第5辑)著名经济学家朱荫贵教授也认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在坚持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目前正在做一件新的极有意义且影响深远的大事，这就是他们以及他们联合的院外有志者开始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贵州黔东南地区清水江流域遗留下来的民间文书。……从更大的视野看，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将为今后更长期的历史文明文化研究和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能够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站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朱荫贵《纪念贵州大学成立十周年》，载张新民主编《萤火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119-120页)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编纂工作，数量庞大，工作繁难，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乃是一人劳而千人逸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于海内外专家的协作推荐，遂得以顺利纳入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由对方多方筹集巨额资金精装出版发行，可期不久即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性学术影响。

　　二、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为前提，在翻阅大量契约文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也发表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一) 如何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并通过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比较，客观评价清水红文书的史料利用价值，从而推动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乃是文书整理和研究工作不能不重视的一大问题。针对此问题，课题组成员发表了不少重要论文。较可举者如张新民的《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一文(《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强调清水江文书乃是极为珍贵的世界记忆文化遗产,也是可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并埒的三大文书系统。凭借“采山之铜”以铸新钱的材料挖掘、征集、整理和公布的功夫,必将开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获取新成果的繁荣学术局面。至于不断拓宽专题探讨分析范围,同时也注意交叉综合研究,采取微观与宏观结合,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田野调查与案头作业结合,即多种材料和方法齐头并进互补共用的方法,也必然有助于我们走进清水江文书的世界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走进乡民生活的世界和乡土中国的世界,最终则必然能够将地域性的清水江学提升为国际性的专门显学。罗正副的《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6日,第011版)也谈到新史料的发现，不仅有裨于新领域的开拓，而且可能突破传统研究视角，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特别是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极为突出，既能满足史学研究必需的时空准确定位，也提供了田野调查的可靠定点线索，能够在民族史、文明史、家庭史、文书史、区域史等诸多方面，形成新的研究视点或开拓新的致思维度。张新民、朱荫贵、阿风、冯祖贻四位学者的笔谈专《共同推动古文书学与乡土文献学的发展》(《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则指出清水江文书是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它不仅充实或完善了中国民事法权体系的认知内容，且丰富或扩大了明清以迄民国社会经济史的探讨题域，既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资料来源凭借，也初步奠定了形成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的基础。扎实认真地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不仅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又有了新的资料与成果的积累，而且象征着创建乡土文献学基础学科已势在必行，必须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前期性的拓荒工作。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公布，乃是一人劳而千人逸的工作，其中之种种艰难辛苦，非局外人所能知晓。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课题组专门组织刊发了一组笔谈稿，刊布于《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清水江学专栏”。其具体篇目为：(1)马国君《清水江流域白市、江东、渡马三地文书考释与研究》；(2)闫平凡《清水江流域竹林、坌处、远口三地文书考释与研究》；(3)安尊华《清水江流域高酿镇文书考释及研究》；(4)张忠奎《清水江流域蓝田、瓮洞两镇文书的考释与研究》；(5)廖峰《清水江石洞镇文书考释与研究》(6)吴述松《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刍论》；(7)闫平凡《浅析清水江文书俗字的价值》。张新民在笔谈稿主持人语中指出：清水江流域高酿、竹林、坌处、远口、白市、江东、渡马、石洞、蓝田、瓮洞等地，均为契约文书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既是西南地区凭借清水江航运出入中原的重要通道，也是经长江入沅江直达西南边隅苗疆腹地的战略要区，如果要了解清水江文化走廊沟通连接多种族群社区或地缘文化的枢纽功能和区位意义，重新在苗疆发现历史，便不能不认真研究或解读数量颇为浩繁的地方契约文书，揭示隐藏在文书背后的乡土中国社会。这就有必要从 “死”材料中料简出“活”意义，为未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开辟由江入海般的广阔空间。而清水江文书不仅是边缘交叉学科——文书学——的重要资料宝库，而且也是明清以迄民国历史的史料大宗，着眼于清水江流域长时段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实际，清水江文书所发挥的价值意义将难以限量。

　　(三)与锦屏地区林契多而地契少不同，天柱地区则是地契多而林契少，说明区域差序格局的客观存在，或多或少亦影响了文书的地域分布类型。以往的学者研究林契者多，研究地契者少，故课题组所发表之数篇文章，均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较有代表性如林芊的《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地制度》一文(载《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利用大量土地契约文书，采取计量统计的方法，分析当地凸洞侗族地区，仅就土地产权转移而言，自1781至1950年代，前后凡168年，便地权转移数为2098次，购进土地者为465人，说明地权转移较为自由，参与地者亦较多，然规模均不大，土地量亦相对较少，可见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人数甚多，土地兼并的程度并不激烈。地方经济关系与民族文化传统高度统一，始终维系着当地小农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他的另一篇论文《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载《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指出土地买卖活动主要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并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量田地的局面，故当地乡民多由自耕农组成，即经济史家通常所谓“农民所有制”社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其他相关论文尚有廖峰的《晚晴天柱地区土地的集中与分散：》，则探讨了清水江地区刘氏家族土地经营的情况，揭示了当地土地经营的一般性特点：集中与分散。当地至迟晚清时期，士地经营已从单一区域型走向了多种区域型。作者的分析有裨于了解清水江流域特殊的土地经营模式。谢开键等的《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载《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林芊的《清代民族地区的田价简论》(载张新民主编《萤火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428-448页)，均值得一读。

　　(四) 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当有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填补西南史地文化研究的空白，形成中国学术自身应有的本土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总体的数量仍不算太多，但毕竟已有了一批尝试利用新资料，力图开拓新领域的新人新作。如谢开键的《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一文(《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主要以天柱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卖主、买主、凭中等不同的社会身分角色，观察她们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认为从整体上看，她们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自我权利诉求，传统历史文化因素仍在暗中发挥着制约作用。安尊华的《清水江流域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则以析产分家中的拈阄字号，如“天““地”“人”、“仁”“义”“礼”“智”“信”等，分析隐藏在村民朴素文本表达背后的阶值诉求，虽然“哲学观”一辞用语未必准确，但读来仍感到颇有新意。李士祥的《18至20世纪中期清水江地区分家析产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则利用了90份分关文书，分析了当地乡民分家析产的具体历史原因，涉及分配原则、分配方式、分配频率等诸多问题，揭示了乡村家庭结构变迁的某些侧面。 其他文章可读者尚有谢开键的《清水江分家文书档案考析》(《(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安尊华的《试论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地权转移》(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均利用了新近发现的文书原始资料，显示了清水江学研究的广阔未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