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皮沃瓦洛娃博士在《今日亚非》杂志2011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形成了一种趋同性“混合经济”，这种经济既不属于经典社会主义，也不属于新经济政策式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经济里有作为社会主义必要成分的“对生产进行社会调控”的思想，因此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社会生产规律和物资财富分配规律的所有知识进行反思。

　　中国国内在新世纪之交对历史进行回顾总结时指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大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第二大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

　　马列主义创始人所预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让中国学者们认识到，以劳动者自我实现和社会公正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是世世代代追求的理想，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转变为科学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中国的经济学界尝试着在这条道路上向前推进。他们以过去的发展经验、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的实际经验为依据，重新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此为基础勾勒出中国实现文明道路的大致轮廓，并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一直在积极努力提升国家经济和社会整体素质，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所言，要“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2]

　　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实践科学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世纪的经济学大师布哈林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说过：“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3]

　　凯恩斯在1936年讲的一番话实质上反驳了布哈林的观点，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要比通常认为的重要得多。实际上是他们在统治世界。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们通常都是过去某一个经济学家的跟班。那些执掌权柄的狂人……都是从某位学究多年前的著作里汲取了他们的狂妄思想。”[4]

　　瑞典经济学大师米尔达比他的前辈们更多地见证了20世纪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验，他在1968年这样写道：“即便经济学能够在某个时候主动去开创新的前景，这也是极其罕见的事……经济学理论发生的所有主要变化……都是对政治条件和机遇的变化作出的反应。”[5]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谈到上世纪80年代初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道路时有这样的论断：“那些致力于提出可立即付诸实施的行动方案和具体计划的经济学者，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的工作是需要的，制定改革政策需要他们的参与。他们能有助于使变革举措更周密、更充分地利用国际经验……做基础研究的理论家的著作大概也会带来眼前的实际好处：理论家的分析结果能够防止轻率的活动家们采取令人动心但其实无益或者甚至有害的举措，能够冰释和消解过高的期待，期待过高一开始会让人产生错觉，之后则会让人失望。基础研究和理论分析除了具有这种虽令人不快但确有益处的‘清醒剂’功能之外，或早或晚，在历尽艰辛和重大延迟之后能够有助于反思现实并最终切实促进社会的发展。”[6]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对10年经济改革进行总结时承认，在改革前的中国，尊重实践的精神被引经据典之风所压倒，由此导致经济学著作沦落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之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给中国经济学者送来了东风，“经济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重新面向实际并深入实际，提出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新问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