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八个本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重大突发事件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舆情应对。第一时间不缺位、及时回应舆情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应对舆情岂止一个“快”字，舆情表达语境的不断变化和所呈现出的复杂交织的风险，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使得舆情应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互联网化”下的三个“回归”

　　“互联网化”如今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方式，技术赋权、传播赋权，意见表达的多元化平台促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驱动的新局面，在三个层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情语境。

　　话语权回归。从权威、集中到多元、个性化，“人人都是麦克风”，无论是开放的网络、微博等平台，还是带有半封闭性的点对点人际传播的微信，发声渠道便捷通畅，话语权回归公众。

　　监督主体回归。之前多以政府和媒体主导监督，如今，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已经形成。发生在今年1月23日的“郑州城管撤梯”事件，涉事单位自1月26日至2月4日共回应了5次，而每次回应之后却都掀起了新的舆情升温，以致于事件持续发酵。公众从中所表现出来的监督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议程设置回归。新媒介语境下，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常常被自下而上的“倒逼”取代，主流舆论的优势不再突出，网络平台占据议程设置的“先机”，轰动效应和放大作用显著。如“严书记女儿”事件，因网上流传的一组微信群聊截图而起，形成“严春风舆情”，最终结果是严春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起影响面较大的舆情事件，议题设置来自公众，发酵于网络，主流媒体互补传播，相关部门出面，最终形成实质结果。

　　舆情语境呈现的新变化

　　舆情语境因三个“回归”而呈现出三个新变化：

　　一是，“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不仅舆情的触发点增多，而且参与者不再仅仅局限于舆情事件的利益相关者，为数众多的利益不相关的公众，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围观”，纷纷议论是“晴”好还是“阴”好，影响舆情走势。与此同时，“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时有出现。

　　二是，“心之所向，无问西东”。网上“声音”分散而又集聚，且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众说纷纭中又有“网上此刻最大声音”，并常常以批评监督为主，且伴有较强的情绪化，易调动公众，导致出现集体情绪的表达宣泄大于对事件真相的渴望，诉求表达往往表现出只论情绪不问真相的情形，甚至以情感主导下的判断和认知勾画事件的真相，表现出“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

　　三是，“山色不言语，唤醒三日酲”。社会转型发展期，舆情转化为舆情危机的风险加大，这其中既有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因素，也有“同质舆情唤起”的重要原因。网络传播中，在地舆情常常“溢出”，域外舆情多发“浸入”。曾经发生过的或反复出现的涉及民生、公共利益和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相关联或相类似事件发生后，会出现“唤醒”情况，导致舆情再燃，加剧舆情危机风险，并加大社会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