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适应并引领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新格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减税抉择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降低宏观税负”列入“降成本”的重点清单，社会各界反响极其热烈。尽管迄今官方并未有进一步的信息释放，人们围绕减税问题的讨论却不绝于耳，甚至形成了高度期盼之势。　

　　“降低宏观税负”的措辞系近年来在中国首次出现，在此之前见诸报端和网络的相关提法至多是稳定税负，此次决策层将其作为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加以提出，由此引致社会关注，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在深入分析、准确研断的基础上，积极而稳妥地将其落实到操作层面。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躲不过、绕不开的问题是：相对于以往的减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减税究竟有何不同特点？

　　从结构性减税到总量性减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本轮税制改革，是以“稳定税负”为前提的。然而，不涉及宏观税负水平变化并不意味着不涉及减税。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一本轮税制改革的主线索中可以看出：其一，在“稳定税负”这一“天花板”下，直接税比重的逐步提高显然要与间接税比重的逐步减少相伴随。间接税比重的减少即属于减税的操作。其二，减税的操作有明确对象——减间接税，而非泛指所有税种。其三，既然属于有增有减、此减彼增的结构性调整，增减之间效应可以互抵，减税一般不会触及税负水平。其四，既然税收总量不因此而减少，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关系便不会因此打破，减税也就没有直接成本——无需为之付出削减政府支出或增加财政赤字的代价。如此情形下的减税，通常称之为“结构性减税”。

　　此次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则脱出了稳定税负的约束而转至降低税负水平的轨道，所带来的变化不容小觑：首先，既然锁定于降低宏观税负，减税的操作便直接指向税收总量——税收收入规模的实质性减少。其次，立足于减少税负水平，减税的操作既可以有明确对象——继续专注于减少间接税，也可以无明确对象——既可以减间接税，也可以减直接税。再次，既然非有增有减、此增彼减的结构性调整，随着税收总量的变化，财政收支之间的原有平衡肯定会因此而打破，减税便有直接成本——不是政府支出规模随之削减，就是财政赤字随之增加，二者必居其一。最后，倘若将减税与本轮税制改革结合操作，还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兼容，在确保降低税负水平目标实现的同时，侧重于减少间接税。如此情形下的减税，可以称之为“总量性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