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胡塞尔写道：自己仍然没有达到“内在的坚定性”，并为此“受尽了模糊性、不断怀疑的折磨”。他向学生也向自己提问：“认识如何可能？”具有“内在性”的认识，为何竟然能超出内在，认识“超越的”外在事物？也就是说，“切中事物本身的认识”如何可能？

　　胡塞尔认为，有没有对认识的可能性产生疑问，是哲学思维与自然思维的分水岭。他在研究了数学、物理学等“精确学科”之后，认为这些学科无法满足他对于知识的绝对性或“明晰性”的追求，继而转向哲学：“如果我不明白，认识如何能够切中超越之物，那么任何超越的认识和科学都不能帮助我达到明晰性。”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作为认识的开端和基础的“第一哲学”，才能为其他门类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保证。

　　胡塞尔认为，认识能够切中事物本身，建立一种“本质科学”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揭示认识如何切中本质。在这一点上，他与黑格尔是一致的。海德格尔曾指出，其实黑格尔先于胡塞尔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现象学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尽管两人所用方法不同，但两人“要表现的事情本身是同一东西”。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的理论亲缘关系，胡塞尔在其著作中却几乎没有提到过黑格尔，而是直接回到了认识可能性问题在近代的开端——笛卡尔，并以笛卡尔直接、明晰的“我思故我在”为基点，建立起整个现象学系统，这是值得玩味的。

　　当胡塞尔决心创立一门有别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科学——“现象学”时，他特别强调：现象学首先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即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自然认识”截然对立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哲学思维相对于自然思维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因此哲学不能以任何自然科学成果为前提和基础。他甚至说：“最严密的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在这里都不比日常经验的某种真实的或所谓的认为具有丝毫优越性。”

　　胡塞尔的这一批评并不确切，康德已明确提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异质性，黑格尔也认为认识要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必须对自然科学（以及其他的认识方式和意识形态）进行“否定”。正是在对“否定”的理解上，黑格尔与胡塞尔存在根本的区别。黑格尔认为，思辨哲学的“否定”是对某物的否定，因而否定的结果不是空无；被否定之物，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错误或虚假。他以植物生长过程中的花和果实作比喻：花朵消失，结出果实，这一过程可以理解为果实对花朵的否定，但不能说果实才是植物的真理，而花朵是植物的虚假形态、错误形态。类似于此，哲学思维与自然思维并非截然对立；而根据这一发展过程，虽然可以说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前提和基础，但这也不意味着哲学与自然科学采用的是共同的方法。

　　黑格尔将“辩证发展”的过程演绎为严密的哲学体系，这是他独特的“论证”方式。而胡塞尔在开展自己的认识论思考时，彻底摈弃了论证、推理的哲学道路，认为对“本质”领域（绝对被给予性领域）进行“直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胡塞尔说，对于事物的本质，同样只有具有“哲学感官”的人才能“直观”到，对于不具备这一特殊“感官”的人，无论怎样向他们解释、说明、描述，都不能使他们明晰地“看见”事物本质。这种方法上的直接性，与黑格尔的“真理即真理发展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我们而言，两种哲学相互参照来看，对于认识可能性问题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