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介厚

　　在庆贺母系60华诞之时，我们铭感母系的浩浩师恩培育了代代学子，并期盼已壮盛的复旦哲学学院在通往母系百年华诞的新途，为祖国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完成现代化伟业，贡献更多的哲学人才和学术成果。

　　今年正值复旦大学哲学系（现哲学学院）建立60周年。我曾是建系后的第二届学生，现遥在北京热诚庆贺母系在发展哲学教育与科研事业、拓进学科建设、为祖国培养人才等诸多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并深切感谢母系师长们的培育之恩。

　　1957年我考取复旦大学哲学系，兴致勃勃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北站，来接站的第一届调干生老大哥得知我才17岁，就说“唷，是个小大学生”，其实同班还有一位更小的胡瑞文。我进系后读5年本科，毕业后经考取留读本系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在复旦从学近10年，直到1967年6月才分配去北京高教部，在机关工作13年。至1980年9月，我经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终于“专业归队”了，得以长期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治学之途，已历经35个春秋，我也年满76岁了。我的研究方向可概述为西方哲学与文明，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今西方哲学研究。会同有关前辈与同辈学者，完成一种希腊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并较早投入当代欧美哲学的研究。二是从哲学高度，致力于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文明”课题，先后和同事合作完成了对西欧文明和西方从古代至当代的一些文明理论研究。这也需要西方哲学研究的功底。饮水当思源。我在治学中得以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就因母系师长的培育使我如沐春风细雨，不断汲取甘露，滋养心智，我的从学治学生涯浸润着师恩。

　　我们第二届同学首先熟悉的是胡景钟老师，他长期任我们的班主任。他毕业于沪江大学，后在人民大学深造，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我们逐渐适应大学的学习，并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对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尤为关心、爱护。他后来专注宗教哲学教学与研究，现已90高龄，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

　　复旦哲学系初创时，苏联专家柯西切夫来任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一年，而对系的学科建设影响有限。柯西切夫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卫国战争时曾参军，有实际工作经历，来复旦时为莫斯科大学副教授，1957年回国后升教授，当过副系主任。他不属于米丁等人的主流派，曾和奥依则尔曼等人合编过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57届学生没见过他，但他在复旦哲学系的讲稿，系里曾印发给我们作为参考读物。

　　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硅如四位名教授是创系时主要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为创建、发展复旦哲学系辛勤耕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他们的全部后半生。除了1958年1月起全系师生去浙江海宁县下乡劳动锻炼10个月之外，我们这届同学获有较系统、规范的哲学系本科教学。当时复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比较齐全，学校规定，教授都必须到第一线，给本科生开课。系主任胡曲园教授亲自给我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他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致力于多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受苏联版本教科书约束，和中西哲学史、科学与社会实际结合一体来讲原理，相当深刻又生动。他说：哲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学数学、物理不必一定先通晓数学史、物理学史，而不懂哲学史就学不好哲学原理；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后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陈修斋教授也阐发了此观点（见陈修斋著、段德智编《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05、107页）。胡曲园教授深刻道出哲学是历史性学科，哲学原理和哲学史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他的夫人陈硅如教授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解放后原在中央党校任教。她讲马列经典著作，逐句逐段地结合自己的研读体会讲解，很仔细、透彻，将艰深内容讲得明晓易懂。当时中西哲学史课时多。尹大贻老师讲西方哲学史课很细密，川音悠扬引人反思回味。授中国哲学史课的严北溟教授，文献典籍功底深厚，思想活泼、讲解生动；我还听过他开的选修课“中国佛学经典选读”，大体理解了中国佛教四派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不同哲学思想。全增嘏教授开设“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课程，实际上是在国内最早系统讲授现代西方哲学，他已有完整讲稿，对每个流派精雕细刻、深入剖析，朗声讲解、全场屏息倾听。

　　经济系的教授蒋学模等教授给我们系统讲授政治经济学，也很细致深入。自然科学基础这门课也很吸引人，专门请了苏步青、谷超豪、卢于道、周同庆、谈家桢等著名老教授来讲数学、近代物理、遗传学的前沿问题。马兵老师是从泰国归来的爱国进步华侨，北大哲学系毕业，精通英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多本哲学、逻辑学著作。他开的逻辑课使我获益非浅，我和于顺昌同学对逻辑感兴趣，向他请教多。当时我还在他指导下参与编写文科教材《形式逻辑》（胡曲园主编），并自学了名家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讲义，初步理解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深感逻辑学对哲学乃至全部科学研究至关重要。他现居汕头，曾来京和我们系友聚会，至今有电话联系。

　　当时复旦哲学系的又一特点是以多种方式引导我们关注学术动态、培养独立思考的科研能力。如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大讨论中请论战双方都来系里宣讲，既有沈秉元老师讲他主张的形式逻辑要管内容真实性，也请周谷城老教授来讲反对观点，主张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正确。当时我倾向周谷城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的观点，后来1980年代我和王老都住在教育部大院，交谈、回忆这场融洽的逻辑学大讨论。王老还忆述了毛主席当时在中南海会见他和周老的情况，也表示赞同他们两位的看法。当时我们对国内的美学大讨论、矛盾的差异与冲突讨论、如何理解洛克的第二性质的讨论等，都及时了解、比较熟悉。复旦哲学系培育人才，倡导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形成较为开阔的知识结构，这对研究哲学甚为必要，给我后来的治学打下良好基础。此外，1960年6月系里派送我进上海市委党校的理论班学习一年，我另有获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国内外形势与大政方针有较多了解，当时中苏分歧先在党校内部挑开，我们备感震惊，对苏联模式的治政与哲学教育也开始有所反思。

　　1962年本科毕业，我和同班的黄颂杰（现为复旦哲学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复旦大学学报》主编）考上本系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全增嘏教授是清代浙东学派名家全祖望的后裔，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和贺麟先生是同学。贺麟先生生前对我忆述，当时和他同班的全增嘏年龄虽小却聪慧好学，熟悉国学，有家学功底，且早就接触西学，英语能力强，是论辩好手。1923年全增嘏先生赴美国留学，次年贺先生也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了。他们都攻读西方哲学专业。全增嘏先生先去斯坦福大学念本科，然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学贯中西，贯通古今，有高超的英语水平和深厚的西方哲学与文学素养，抗日战争时就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外文系执教、并任系主任。1956年复旦哲学系建立，在陈望道校长支持下，全先生调到哲学系任西方哲学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的主任。从60年代初恢复招研究生至“文革”，他只招了黄颂杰和我两名研究生，极为认真培养，当作自己的事业倾注心血。他对我们满腔热情又严格要求，精心设计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专题研修内容的培养方案。我们俩每两周都到他家去，在那古朴的小客厅上专业课与专业英语课，全先生总是循循善诱，亲切教诲，和蔼平易，悉心育人，我们终生不忘。第三年的教学受当时的运动和“大批判”影响而未按计划告成，但有幸师从全先生完成大部分研究生学业，在专业功底和严谨治学上都为我们两人后来研究西方哲学打下好基础，毕生受益。全先生授业和我们从学的情况，黄颂杰师兄在《百年复旦园中的哲学园丁》《扎根学术的全增嘏》等文中已有真切的忆述。我

　　仅概述全先生的身教、言教对我后来长期的治学之途最有深久影响的三点。

　　全先生对我们的首要教诲是做学问要有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他本人就是榜样。他讲课总有充分准备好的讲稿，听他的课就是记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写论文精益求精，层层剖析、逻辑性强。他和夫人合译狄更斯的深涵哲理的小说《艰难时世》，往往为获一最佳中译词而争论。黄颂杰和我首次去他家见面、就教，他拿出一本英文书指定其中有关古希腊哲学的段落要我们立即笔译出来，他当场审改译文。我们当下就明白了：他要我们为研修西方哲学务必练好专业英语的基本功。他关注我们上研究生公共英语课，期末口试时这位原外文系主任竟也突然临场听考，外文系的主考老师和我们两名学生都甚为感动又有点紧张，幸好得高分没考砸。他亲自培训我们的专业英语，方式就是指定英文原著中某部分让我们当场口译，他给予校正，一并训练了阅读理解与口译能力；他还让我们审校上海某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的哲学译文，我们确实校出了文中的不少错译并改正，也理解了专业英语自有特性，努力提高笔译能力。我当本科生时学俄语，仅靠看英语读物维系中学英语老底子，专业英语能力是在全先生指导下培养的，这对我后来治学和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交往都甚有益处。

　　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全先生布置我们首先要读懂读透哲学家的原著，也结合读有关的研究著述，强调阅读中要开动脑筋，有自己的心得、见识，不能让书中的“金戈铁马”在脑海中奔驶一番，什么都不留下，脑中还是一片空白。他要我们在读原著中准备有关见解、思索问题，在上课时和他讨论，每个月都要交一篇读书心得或文章，他总有评点与批改。他较快就掌握国外的新研究成果，并推荐给我们。英国哲学史家科普尔斯顿（F.M.Coplestion）的多卷本《哲学史》第1卷（希腊和罗马）1962年英文版出来不久，全先生就推荐我们去读，认为此卷写古希腊哲学既深入又明晓，是消化了丰富史料后才写出的。他常说写文章切忌空泛发议论，务必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引导我们在吃透原著和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高独立科研能力。他说做科研要像海绵善于吸水又能放水，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专题时，安排我们去华东师大徐怀启先生（基督教神学专家，娴熟希腊文、拉丁文）家登门求教，徐先生热情接谈，颇有获益。他还多次带我们去南昌路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哲学学会有关西方哲学的活动，并曾让我去宣读一篇研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后写的文章《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全先生回忆说，他在哈佛大学时常在大学图书馆书库内辟有的小房中读一整天书，可提高时间利用效率、方便读到许多好书。可见他的丰沛学养是在勤奋求知中获有的。他严谨治学的著述与言传身教，使我在治学之途上受益无穷。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发挥全先生关于严谨治学的见识，概括一些治学体会：（1）运用历史主义观点对所研究的西方思想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2）从研究原著出发，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3）力求较开阔地掌握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可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在独立思考中得出新见解。（4）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西方哲学史是前后继承与变革、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思想整体，古今打通研究，更见其价值。（5）力求丰富专业知识结构，可开阔视野、活跃思路。（6）对西方学者的具体研究方法应各采其长，避其所短，吸纳合理之处，综合中有升华。（7）抓紧时间做学问，提高时间利用效率，珍惜时间是学术生命的延年益寿。

　　全先生看重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这后来成为我长期治学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是打头的专题研修内容。全先生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根，是其奠基性环节，和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割不断的源流关系，对西方后世的文化影响深远，如不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后世哲学的研究也就不易深入。在课程安排方面，研读古希腊哲学原著占的比重较高，当时我们选读了柏拉图的早、中、后期对话的一些名篇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与文采也吸引了我，使我有意要长期研究它，开始初步自学点希腊文。

　　我后来专业归队、刚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受命协助组织撰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六五”规划项目），因而有幸结识汪子嵩先生（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先生负责主持撰写《希腊哲学史》，邀我参加，我遂和范明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村富（杭州大学哲学系）随汪先生合作从事这一重要项目研究，长达近30年。汪先生继承了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北大时的老师陈康先生治学严谨的风格，我在合作研究中颇受教益。我参与了前三卷《希腊哲学史》的撰写，第一卷承担的写作部分，是1982年6月至1984年6月在耶鲁大学哲学系访问研究时利用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资料完成的。至2010年《希腊哲学史》第4卷出版，历时30年，汪先生已年届90高龄，其他三人均已年过80或70。四卷出齐，近五百万字，从希腊神话中哲学思想孕育写到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告终，成为中国学术视野中的一种较系统完整的希腊哲学史。而我对此的研究旨趣，实为起步于全先生的启迪和古希腊哲学教学。我在2005年出版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2卷《古代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上下册）的“后记”中写道：“年迈花甲，终于完成此书写作之时，心中不禁涌起缅怀导师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情……先师仙逝已逾20年，此书虽非硕果，也是献给他的一瓣心香。”

　　在长期的古希腊哲学治学中，我也愈益深化理解了全先生强调其重要性所涵的深义：西方哲学有2500余年的历史，而古希腊罗马哲学就长达1100余年，历时比重几近一半。它是西方哲学之源，奠立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在各历史阶段激发西方文化活力的智慧火种。它产生的地域与影响范围并不只限于希腊、罗马本土，而是遍及整个地中海域，不仅持久影响西方文明，而且对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辽阔地域都有深远影响。要理解西方文化传统的演进，总要回溯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它至今仍在深刻影响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演变，研究它仍有多重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我国学术界的古希腊哲学教学与研究有很大进展和良好基础，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加强。如对希腊罗马哲学的原著、史料和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只是冰山一角，还很不够，要有计划、持之以恒地组织研究力量来翻译。这是深化研究的依据。再如，要重视并加强对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哲学的研究，目前国内对这一断代哲学的研究最为薄弱。其实，它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逝世至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所有学园，历经两大文明的历史阶段，长达800余年，犹如日落时分奇异的晚霞，映现希腊化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文化精神，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和特异的丰富内涵。青年马克思当时曾打算专写一部著作论述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怀疑论学派以及它们与先前希腊哲学的关系，可见他很重视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

　　全先生贯通古今，注重追踪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也启导了我后来兼顾当代欧美哲学的专业研究方向。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西洋哲学小史》中就专列一章论述现代西方哲学。1961年春他给我们高年级本科生专开的课中，可谓在全国最早系统讲授了从实证主义、叔本华与尼采到当代英美与欧陆哲学的演进，内容甚为丰富，对我颇有吸引力。当时国内大学均尚无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也无有关教材。他给我们上研究生专业课时，往往也联系现代西方哲学有关内容来讲古希腊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我曾有幸应校方要求帮助整理过全先生有关西方哲学现代部分的讲稿，原拟作为文科教材出版，可惜“文革”一来化为泡影。

　　他对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都有追踪研究，发表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上世纪30年代后因纳粹迫害，维也纳学派成员大多已移居、扎根美国，使美国成为分析哲学的一大中心，欧陆人文哲学各流派也开始大举进入美国。从全先生的讲课看，他对现当代美国的哲学包括人格主义、实用主义等较早就敏锐地关注研究。

　　我后来在耶鲁哲学系听课与参与研讨的重点，除古希腊哲学外就是当代欧美哲学（包括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与后结构主义，并听了美国哲学史课），回国后较早就译介、述评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新流派，后来为中央党校教材《当代世界思潮》（邢贲思主编）撰写了“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要部分。我在耶鲁大学期间关注当代美国哲学的进展并积累资料。1984年夏我回国后去复旦第一宿舍全先生家畅谈甚欢，我谈了对当今美国哲学动态的一些观感，他鼓励我写出来。回京后我写了一篇“观感”长文刊发于《哲学研究》。1996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撰写的《当代美国哲学》，此书也得益于全先生所讲授有关美国哲学之课，实质上是“接着讲”的：从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等欧陆哲学在美国的变种、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四个方面，对当代美国18位主要代表性哲学家的学说作了概要论评，并揭示了当代美国哲学的总体特点，论述了加强研究它的必要性。此书概要分析了当代美国哲学的四个总体特点：分析哲学思潮包括其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处于主导地位，但已演变成为学说多样、很有分歧的后分析哲学；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人文哲学在美国得到广为传播、研究，形成一些注入美国文化因素的新变种；实用主义作为体现美国特色的本土哲学精神，在当代主要以渗透入分析哲学和美国化的欧陆人文哲学的方式，表现出很强的复兴势头；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反思社会体制和道德价值体系问题，产生了一些颇为不同而甚有国际影响的学说（包括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等人的理论）。如今复旦哲学学院重视研究当代美国哲学，出版了《杜威全集》和研究美国哲学家思想的论著，建立了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这一学术优势值得发扬。

　　在庆贺母系60华诞之时，我们铭感母系的浩浩师恩培育了代代学子，并期盼已壮盛的复旦哲学学院在通往母系百年华诞的新途，为祖国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完成现代化伟业，贡献更多的哲学人才和学术成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和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