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篆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国画家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艺术特点、画家的身份及历史渊源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陈师曾关于文人画特质的论述，即“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的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沿革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文化现象，有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廙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微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都是文人画之滥觞。到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他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

图1　金农《墨竹图》（清）

　　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精神寄托和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頫、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倡导“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文人画又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特征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

图2　朱耷《荷花图》（清）

　　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后世水墨画之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的主要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璞归真、大巧若拙等，都是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起到的不过是精神舒络的作用。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三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而言题材比较狭窄，而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不同含义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不同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