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轨迹，“市场化”已经成为起某种主导作用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文学被纳入“市场化”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这之前，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一段难忘的文学记忆：创作思潮此伏彼起，诸多文体各显其能，文论界“方法论”争奇斗艳，勇闯禁区的先锋小说令人目眩，可谓思想解放、艺术回归、流派纷呈。突兀而至的资金“断奶”政策引发全国范围的文学期刊“改版潮”，随之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转型全面启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作家。面对现实，重新洗牌，文学界的分化几乎就是一种必然。一些作家漂洋过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过短暂茫然弃文经商，或贩书、或制片、或开公司、或做酒店，甚至涉足房地产。这样的分化具有某种划时代的颠覆性，其波及之广，涉及到写作者的职业路向、题材选择、出版策略、艺术评价系统等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诸多层面，且其势不可逆。人们终于意识到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怎样评价，制约文学的市场“瓶颈”已经形成。

　　面对“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不少作家曾困惑、纠结，甚至内心挣扎。他们笃信高蹈的文学只关乎心灵高地与精神家园，它的上帝和裁决者本应是“缪斯”而不是市场，如今不同了，文学发展竟需要与市场行情直接挂钩方有出路，市场的脸色犹如悬在作家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缪斯”却成了无足轻重的陪衬。怎奈大势所趋，无论如何，中国作家迟早要接受这种考验。而一些欧美经典作家很早就有过切肤之痛，他们的作品传播虽受惠于市场，却又对其怀有戒心和忧患，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商业化时代的抗拒者，警惕自己沦落为资本与市场的仆从，有些作家的作品甚至被文学史定义为“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他们深知，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和心灵驿站，若只为市场获利而不顾写作底线，人类的真善美将无所依托。

　　文学与市场融合，曾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既然并非现阶段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因势利导，也就没那么可怕。从世界范围看，一个成熟而有序的文化市场完全可以使许多经典文学成为具有“长销”价值的销售亮点，并由此见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市场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意味着作品与市场的关系并非势不两立，而可以互为养殖、相得益彰。许多近现代世界经典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市场”的青睐和推广，方被无数的文学爱好者所耳熟能详的。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难以卒读”的长篇巨制，也是依仗市场的作用才逐步拥有了卓越的声誉与特定读者。而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号召力，在前苏联出版市场更堪称奇迹，且不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诸多小说巨匠，仅以诗人为例，半个世纪以来，普希金三卷集第一次印数是25万册，第二次印数跃升为325万册，1985年第三次印数竟达天文数字的1070万册。其他诗人的作品印数也很可观，1988年出版的《丘特切夫诗选》和《费特诗选》，印数分别是50万册和30万册，考虑到前苏联的人口基数，这样的码洋实在令人惊叹。培育出如此众多的文学人口，市场的“神奇”功能又怎可忽视？

　　但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市场对文学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难以掌控的双刃剑作用。文学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抑或散文、纪实，都是凝聚着作家思想智慧和艺术心血的结晶体，一旦进入市场流通环节，便成为可以出售与消费的商品，必然有某些使用价值，却又与普通商品不可混为一谈。文学的使用价值、精神特质和审美趣向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这也是文学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地方，文学作品如果缺失这些属性，则与一堆废纸无异。文化市场有纯文学的存在和支撑，不仅昭示了雅俗文化并没有出现比例失衡的格局，还显示了文学界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终止对于人类诗意栖居之所的追求与寻觅，正如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所说的，“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世界”，这样的“世界”维护了文学在市场中的尊严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