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既不是通讯，也不是小说，它的写作必须始终立足于其自身的规定性，也正是这种清晰的文体意识，使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凭借反映现实生活更充分、更迅捷的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报告文学热，但这时的报告文学仍然没有文体学上的独特意义。随着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其叙事性愈发凸显，报告文学才渐渐显示其独立地位。与此同时，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等问题不断被提出来。近几十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通过持续努力，使得报告文学发扬光大，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报告文学提供了启示。

　　首先，报告文学不应是易碎品，而应具有某种史诗品格。传统的报告文学更接近通讯、报告、速写和人物特写，这表明当时的报告文学旨在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积极干预现实，也意味着，报告文学反映的现实生活往往只是片段的，并不具有总体性，因而只能作为历史现场的记录者出现，既不具备文学的价值，也难持久显示其活力。而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不同，就其反映的生活面来看，是一种全景式的多方面的呈现，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就其反映的生活深度而言，它是沿着现实问题向着历史回溯的纵深开掘，如《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优秀的报告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更加深入透彻，将文学与历史紧密熔铸在一起，追求一种史诗品格。

　　其次，报告文学中的叙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虽然何建明常常借助故事推动叙述进程，使作品视野宏阔且发掘较深，但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宏大叙事(或完整故事)呈现。报告文学的叙事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对于后者而言，其艺术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结构与讲述，因此故事往往连贯、完整。而在报告文学中，故事并不具有独立性。这一特点是与报告文学鲜明的问题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故事的讲述需要始终围绕问题而展开。这也决定了故事在报告文学中往往只是手段和工具，而认识和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再次，报告文学需要通过明确的文体意识和文体策略，才能达到主观情感与客观真实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