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19世纪末以来，法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期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和法国文学专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走过不少弯路，经过许多挫折。本文系统地回顾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对重要的翻译家、学者及其成果，以及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都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评析，无疑有助于理解法国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我国读者的影响，有利于促进法国文学的译介和中法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 法国小说 译介 研究 翻译家

　　Abstract:More than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the translation, presentation and study of French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French fiction were inaugurated in Chine 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During this period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nd French literature specialists, an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yet a lot of roundabout courses and setbacks have been also observed. The present article looks back systematically upon this tortuous and long way. It offers objectiv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not only on important translators, schola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but also on remarkable social phenomena. It will help positively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rench literature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readers, to stimulate Frenc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and to enhance cultural inter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Key words:French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study translators

　　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回顾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无疑有助于理解法国文学的意义和对我国读者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法的文化交流。

　　法国文学的译介过程，从总体上来看，译介的基本上是法国小说，这是因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小说是文学中最主要的体裁。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都是先有韵文，后有散文，这是由于韵文琅琅上口，便于歌唱和传诵的缘故。例如我国的《诗经》，西方的荷马史诗，都是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韵文可以用于诗歌、戏剧，如我国的唐诗宋词和元曲，西方的史诗、悲剧、喜剧和故事诗，法国的中世纪就是一个“诗歌的海洋”。小说是用散文写作的，因此出现较晚，我国直到明朝才繁荣起来。法国小说也是在其他体裁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从中世纪末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的过程，终于在19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小说出现虽晚却后来居上，拥有的读者最多，影响也最大，所以在20世纪，无论从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来看，小说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其次是译介本身始终以小说为重点。无庸置疑，我国在译介法国文学的过程中，诗歌和戏剧是自始至终都包括在内的。例如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有许多介绍，诗人梁宗岱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还深有研究。解放初期，阿拉贡、艾吕雅等爱国诗人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到了当代，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著名诗人谢阁兰（1878-1919）和亨利·米修（1899-1985）等的作品都有译介，《死无葬身之地》等存在主义戏剧也在我国上演。然而无可讳言，它们只拥有少量的读者和观众。莫里哀的喜剧虽由李健吾先生译成中文，但是很少上演，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在我国的上演更是凤毛麟角，而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在我国也极不成熟。相比之下，小说是个人的阅读行为，用不着在剧院里观看或者集体朗诵，所以最为普及。正因为如此，在法国被首先认为是法兰西的民族诗人、其次是浪漫主义的戏剧家、最后才是小说家的雨果，在我国却首先被视为杰出小说家，这是由于他的诗歌即使译成中文也少有读者，而《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等小说，却不但早就译成了中文，并且还脍炙人口的缘故。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和严复等要求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就积极介绍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政论，随着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法国文学、首先是小说也开始陆续译介过来，在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法国现代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林纾（1852-1924）是译介欧美小说的始作俑者，他是光绪举人，字琴南，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他虽不通外文，但与口译者合作，用文言文翻译了170多种欧美小说。1899年，他翻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取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由此开创了我国译介法国小说、同时也是译介法国文学的历史。1915年，他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即《波斯人信札》），以及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他的翻译完全是意译，但是态度严肃、感情丰富、文笔流畅，而且“他并不一味崇洋，所译的一些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都带有反对封建礼教、鼓吹反帝爱国、抨击社会黑暗，为国内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意味。”[1]所以他的译作风靡一时。不过他晚年思想趋于保守，他的翻译方法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乃至受到批判。

　　伍光建（1867.8.4-1943.6.12）被誉为译坛圣手，是与林纾和严复鼎足而三的翻译家，他的译作深受胡适[2]和茅盾等人的赞赏。他是广东新会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留学于英国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通晓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和欧美文学。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南洋公学等地任教，1902年开始编撰自然科学教材，翻译欧美的理论著作和小说。

　　伍光建用白话文翻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或《三个火枪手》）和《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由茅盾校注，曾作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在当时影响极大，绝版半个多世纪后还被重印。他的白话文翻译独具特色，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因此与林纾相比是翻译史上的一大进步，只是对原作删节较多。他生前翻译出版了百余种欧美小说，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海上的劳工》，身后还留下了300万字的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