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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西哲最受冷落
2014年10月24日 11:07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汝伦 字号

内容摘要:因为近代国人是从救国的功利目的对待西学,故对西学的核心——哲学,就特别冷漠,以为是无用之学。连当年的学术领袖胡适、傅斯年都主张取消哲学。面对民国学术在西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今人难道不该三复斯言?

关键词:学术;哲学;中国;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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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近代国人是从救国的功利目的对待西学,故对西学的核心——哲学,就特别冷漠,以为是无用之学。连当年的学术领袖胡适、傅斯年都主张取消哲学。

  民国学术如以1949年为界,时间不算长,但各种主义、流派、倾向五花八门,各擅胜场。惟以西学为神圣,视洋人为帝天,却是民国学术的显著特征,流风余韵,一至于今。

  这也难怪,对于信奉进化论的中国人来说,既然西方代表进步,中国百不如人,那么当然学术也应该以西学为贵,因为西学是西方进步的秘密所在。西学越讲求,中国越有希望。反过来说,中国要有希望,中国学术要有希望,除了以西为师,以夏变夷,没有别的答案。激进者如傅斯年,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解释历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傅斯年:《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1,1927年,第3页)而被后人目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新儒家开山熊十力,虽然也雄心万丈,欲建立与西洋哲学并立的东方哲学,却也认为学哲学要“始于西洋哲学、实测之术、分析之方,正其基矣”(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4页)。他曾对学生“盛称西学之美”(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2页),在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附设的哲学研究部拟定的主课三门,首先就是西洋哲学,并且说:“今日言哲学,宜向西洋理智、思辨路数多用功夫,然后荡之以佛老,严之以宋明儒,要归于乾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之盛。”(熊十力:《十力语要》,91页)

  然而,西学无论纵向(时间)还是横向(内容)上,都比中土之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有本有末,有统有绪,绝非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真要讲求西学,也得先从语言文字开始,循序渐进,方可登堂入室,渐进佳境(严几道当年便有此呼吁,他自己虽以翻译名世,却力主学习西学不能依靠译本)。然近代国人讲求西学,原不为学问而为救国,因而往往以非学术的方法来治西学。耳食之学为多,亲炙之学绝少。熊十力主张治哲学要从西洋哲学始并无大错(因“哲学”一词非吾家故物,一旦接受使用,自然不能不了解西人对“哲学”的理解),但他却让学生“访购稍好之哲学大纲及哲学概论一类译本,细心循玩”(熊十力:《十力语要》,44页),以此学习西洋哲学,不免有点离谱。

  也因为近代国人是从救国的功利目的对待西学,故对西学的核心——哲学特别冷漠,以为是无用之学。严复翻译西籍,却无一部严格的西方哲学经典。很多人的确满足于从日本人或西方人的哲学概论哲学通论之类的书来了解西方哲学,略知之无,即可对哲学大发议论。晚清以降,西洋哲学一直是谈的人多,治的人少。王国维是少有对哲学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的学者,他在清季便对张之洞主持的分科大学章程中无哲学地位深致不满,认为此是“根本之误”。他指出:“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哲学。……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13页)后来几乎没人像他这样赋予哲学以最高价值。可是他自己后来(尤其民国以后)也转向史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研究,而置哲学研究于不顾。张荫麟在美国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却不愿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此二人都是近代少有能看到哲学价值的著名学者,等而下之之浅人,就不用说了。

  最能说明哲学不受知识人重视的例子莫过于胡适。他留美学习哲学多年,且获哲学博士学位,却对西方哲学传统始终隔膜,即使对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远没有登堂入室。他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又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内心却对哲学十分不屑,哲学于他只是“吃饭家伙”。哲学在他看来终究要“取消”。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上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自己觉得痛快……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三十七册,359页)他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1989年,1929年6月3日条)他的高弟傅斯年则更为激烈,在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时公然提出,要“绝国故,废哲学,放文人及存野化”(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03页)。这当然是无知者无畏使然。这个极端自信的民国学术祭酒,坦白承认他“不能懂德国哲学”。然这不能怪他,要怪德国哲学,“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那么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呢?一样不知所云:“现在偶然想起一部Hume(休谟)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不过,“我于这个成绩,也很喜欢。”(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359页)可见其对哲学藐视到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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