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8月27日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新书首发式。作为关仁山“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该书以现代中国北方农村为背景，对当下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度探寻和思考。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一部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力作，它将传统写实与乡村魔幻巧妙融合，书写了传统农耕文明逐渐瓦解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关注和书写了改革开放中的乡土中国，富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日前，本报记者在京与关仁山就《日头》及其“农民三部曲”展开了一场对话。

　　《麦河》落选茅盾文学奖

　　记者：2011年夏，《麦河》曾经参与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虽然顺利入围前十名，但最终还是以微弱劣势与茅奖失之交臂。请问，这种评选结果，是否打扰了您的写作心态与创作方向？此后，您如何安排自身的文学创作呢？

　　关仁山：这是一个敏感话题，还应该坦诚面对。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作品获大奖，但是，评奖就像体育比赛，注定有人得冠军，有人被淘汰，而且原因很复杂，作家不能为了奖而创作，这涉及写作“为了谁”的问题。我就想，永生永世为那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写作，尽管他们不买我的书。可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天高地厚》时，收到贵州农民从田间地头寄来的鼓励信，这种奖赏更令人欣慰。那年《麦河》落选，我觉得，还是作品写得不够好。我马上调整好心态，继续写《日头》的创作大纲，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完成了“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日头》。

　　记者：作为“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头》这部小说对《麦河》有怎样的参照和突破？在读者阅读方面抱有哪些期待？同时，您又遇到了哪些美中不足的细节呢？

　　关仁山：说到《麦河》，它真是这部《日头》的参照。一个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上，还是艺术创新上，都必须对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否则就没有写作的意义。《麦河》是以一个唱“乐亭大鼓”的盲人视角写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重点写了今天的土地流转。土地是小说的灵魂。《日头》选择了两个人交叉叙述，小说中有两个“我”，即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敲钟人老轸头，一个是天上的毛嘎子。两种语气叙述，前者在地上客观参与，一个在天空抒情议论，这肯定是一个挑战。其难度是实和虚的处理，弄不好会让读者以为是两部小说，产生割裂感，无法有机地成为一体，成为故弄玄虚的败笔。毛嘎子被赋予了一个特殊能力，他飞回村里，只能落在树林里的一棵菩提树上，老轸头与毛嘎子之间能够对话，智者的对话，众人听不见，这让小说产生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让哲理思考自然呈现。

　　因为老轸头是一个老农民的叙述，必然口语化，本土化，他亲历日头村的变迁，一方面是权桑麻的亲家，一方面又与金沐灶有着特殊关系，可以说是“准岳父”。他是敲钟人，身份决定了故事的传奇性和野逸风格。毛嘎子的语调优美抒情，长长的句式，让其富有哲思和美感。因为我们通常把精神和心灵的愉悦称为美感。有了这样的审美目标，这个天上的叙述只能是精神或灵魂叙述了。即便是昙花一现的幻影，也要出现生命美感体验，那是忧患之美，纯洁和高尚之美。描述的故事不再是目的，他只是借助对故乡的怀念和质疑，对人类的生存发问，是想让作品来抒发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心声，蕴含其中的古怪的激情和精神疑难，让读者体悟鲜活澎湃的生命感。毛嘎子还有一些特异功能，他有在天上的云顶，根据星宿的闪光给人解梦的功能。实际上给予了他全知全能的视角，对老轸头讲述故事的局限做了补充。

　　当然，这部作品也难免美中不足，就是想象力没有尽情发挥，毛嘎子应该思考人类的命运。

　　记者：您的“农民三部曲”，依次包括《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请问这三部长篇小说在艺术题材和小说创作上，具备哪些异同之处？在具体的创作当中，您碰到了哪些较难解决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仁山：我创作《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时，对农村安抚灵魂的道路描述是单向的，在《天高地厚》这部小说中，开始追问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但不能全景，难以壮阔，叫人不满足。后来，我把叙事放在尽量宏大的背景上，开始了多向度的写作，开始更为复杂、更为深入、更为超拔地讲述冀东平原的动人故事。“农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的东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