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学大家季羡林，曾于改革开放后来到台湾，特意前去拜谒安葬在南港墓园的恩师胡适，并动情地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历数恩师生前对他的欣赏、爱护、奖掖之恩。同时又写道，胡适晚年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得到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作为一代大学者，胡适晚年在台湾，果真“舒适称心”吗？如果季羡林先生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但不会这样写，而且还会蹙眉疾首、扼腕叹息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去国赴美流亡。由他担任发行人的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在坚持反共同时，也对当局有所批评，结果不断受到压制和打击，这让远在美国的胡适颇为苦痛。而当他返台讲学，由于一些言辞不符合台湾当局心意，结果被当局通过报纸严加驳斥，并专人送递胡适手中。胡适颇为气愤，他拿着报纸激动地说：“是谁叫写这些东西的，我看到这些文字垃圾，感到十分伤心。”一方面邀请回台讲学，一方面搞小动作，这怎能不让胡适伤心激愤。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1956年10月，为给年届七十的台湾执政者蒋介石祝寿，胡适为《自由中国》撰写文章，通过述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事例，劝告蒋介石做一名“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意思无非是多发挥部下智慧，自己省心省力，以达事半功倍之效。结果“荃不察余之衷情”，被蒋介石认为是“三不”“三无”谬论，即“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和“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直言“按照胡适说法，干脆投降共产党算了”。随即岛内御用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展开批判围剿，指称“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伪装民主自由”，企图“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意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台湾军方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指责胡适文章是“毒素思想”，其后更是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直指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时攻击文章铺天盖地，围剿舆论为之汹涌，执着反共的胡适，竟然被台湾当局当成是和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让胡适在气愤之余，顿生“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