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校的旧礼堂，在那里面的木头长椅上，我看过1979年专为文科学生复映的《复活》和《东方列车谋杀案》，听过高芝兰老师为学生们引吭高歌的《水仙颂》，得到我的文学士学位，那是1982年的春天。后来，参加过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启动典礼，师范大学的学生终有机会爱护乡村教师，校友们为能做些什么欢喜。

　　母校曾经的传统是每个新生都得在这里看一场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曾是我们大家的偶像。这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红砖礼堂曾是我们这些学生精神的乐园。如今校友们集中在这里朗诵诗歌，白发斑斑，声音却未曾改变。年轻时我总为华师大不那么符合我心目中的象牙塔而遗憾，在这朗诵声里，想法变了，我开始想念那条椅，也许是坐在条椅上的那个年轻女孩。

　　阿加莎·克里斯蒂娜是我少年时代热读的小说家，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下午，特意在起伏的佩拉街区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为找到她当年写作《东方列车谋杀案》的酒店。酒店还在原地，十九世纪末开张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老城区里，在街道上，抬头一望，就能见到粗石头垒砌的卡拉它塔以及蔚蓝的海峡。底楼的东方酒吧里挂着她的相片，相片下有丝绒蒙的老式沙发椅，椅背上绣着一朵通红的玫瑰，那是伊斯兰先知的气息，伊斯坦布尔四处可见。我只是想起我母校礼堂的木头条椅，还有当时坐在那里，沉浸在逻辑里的女孩。

　　原来我一直都没远离那张长长的条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