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论文。晋诗人陆机撰。它以赋的形式全面论述文学写作的过程，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大约是陆机40岁以后所作。

　　陆机写作《文赋》的目的，在序文中有交代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因此与其说《文赋》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陆机的写作经验谈。他用赋的形式，详细叙述写作过程中每一步骤的处理。他以丰富的写作经验，高超的写作能力，说明处理的技巧，在这种示范性说明中，作者在各个不同的写作阶段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和审美理想。

　　陆机首先从准备工作谈起，说明作文之由一是由于外物的激发，也就是感物说，二是本于学习。文学发生于感物，自先秦以来的作家就有很深的体会，把创作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陆机是第一人。这种观点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写作是有影响的。作家做好了创作的准备，就进入了创作过程。陆机详细地叙述了艺术构思的过程，这就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展开艺术想象，上下古今，天地万物，都任作家纵情游骋。陆机在这里强调了想象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时，陆机还强调了作者的创造能力，他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主张独抒己意，反对因袭前人。构思谋篇完成后，进入写作过程。“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是如何处理篇章结构，言词意理的问题。在“意”和“辞”的关系上，陆机主张要以“意”为主，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意理是文章的主干，主干立，文辞才像枝叶一样繁盛。

　　陆机心识文体，这里所说的“文体”，并不仅指风格，也指文章体裁。其实在六朝时期，体裁和风格是相对统一的。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要求，这就是风格。陆机在《文赋》中主要列举了10种文体，同时对这10种文体风格作了规定。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10种文体的区分比魏文帝曹丕的分类更要细致，而且对每一类文体和风格都作了准确的界定，对当时的文体辨析和写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对文体风格作出的规定里，陆机将“诗”定为“缘情绮靡”，这个规定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引起了震动。情与志是分立的，汉儒认为应该以性制情，以符合儒家规范的性来约束个人的私情。在这个背景下，陆机公然提出“诗缘情”说，很明显与统治思想是不相符的。诗歌缘情而发，在形式上则要求好看、好读，也就是“绮靡”，这是对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发挥。

　　《文赋》在描述创作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写作的观点和美学理想，主要是应、和、悲、雅、艳。所谓“应”是对篇的美学要求。陆机认为不“应”的毛病在于“托言短韵”，迹穷而兴孤。文章过于短小，不丰厚，俯仰之间都无所呼应。魏晋六朝很推崇丰赡之美，要求文章写得丰实一些，是对文章容量的追求。所谓“和”即和谐，是对辞的美学要求。陆机认为辞与辞必须搭配好，不能有“瘁音”。“瘁音”即弱音，篇的丰赡之美靠辞的行谐构成，辞有瘁音，就托不起篇章，果真“风骨不飞”，就“负声无力”了(《文心雕龙·风骨》)。“悲”是对情的美学要求。陆机主张作品要有情有爱，能感动人，打动人。“雅”指格调，格调要高，不能偶俗，它既包括立意，也包括选辞，这两方面都不可低俗。因此“会意”要“巧”，“遣言”须“妍”。“艳”说的是滋味。陆机认为文章要写得有味。实际这里涉及含蓄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应、和、悲、雅、艳5种美学理想并非是分割的，而是一层层推进，糅为一体的，“艳”的思想实际是包含了应、和、悲、雅4种美学要求，只有篇、辞、情、格、味都达到要求，才可称为“艳”，这是陆机关于文章最完美的理想。

　　《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的影响深远，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后来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都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阐发，所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南朝以后，《文赋》的影响也仍然很大，如关于缘情绮靡的论争，就构成了批评史上一个重要内容。在今天看来，历史上一些从儒家立场出发，不顾文学发展事实而对陆机加以指责的言论，是不足取的。《文赋》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推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文赋》全文收录于《文选》，唐人李善和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有较详尽的注释。今人张少康《文赋集释》，是研究《文赋》的集成式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