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李 扬

    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 “ 全球经济失衡 ” 无疑是被各

　　国当局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 。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偏爱用之来解释此

　　次危机的根源 。 将危机归为失衡 , 将失衡描述为 “全球 ” 的 , 他们便

　　得以轻松地将危机的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 ,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

　　经济体头上 。可以说 , “ 中国责任论 ” 、 “中国威胁论 ” 云云 , 都是从这

　　个概念中获得其理论支持的 。

　　    中国的有关部门自然对此论保持了高度的戒备 。 在所有 的公开场

　　合 , 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 , 官方都避免使用这个词汇 。有朋友告诉我 ,

　　在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 , 就是在会

　　议的公报和首脑宣言中抹去这个用语和相关表述 。

　　    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这个避讳 。 但是 , 作为经济学家 , 心里总觉得

　　如此避讳似乎是杯弓蛇影 , 甚至迹近掩耳盗铃 。平心而论 , 一方面 , 除

　　去失衡 , 我们似乎还很难为危机找到更合适的根源 ; 另一方面 , 承认失

　　衡是根源 , 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某些国家 “ 东引 ” 来的 “祸水 ” , 承认

　　失衡是我们的责任 。 相反 , 认真研究失衡问题 , 在国际上 , 我们正可据

　　以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 ; 在国内 , 也

　　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 、 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

　　的深刻原因 。

　　    2009年年初, 我在伦敦参加了由温家宝总理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

　　尔在唐宁街10号共同主持的全球经济学家座谈会 。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

　　内的20余名全球大牌经济学家与会 。 我是唯一的中国学者 。座谈会安

　　排了5位经济学家发言 , 我是其中之一 。 在向总理汇报并获同意之后 ,

　　我在会上专门阐述了对全球失衡的看法 , 要点有四 : 其一 , 失衡问题虽

　　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关注 , 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伴生现象 , 则自布雷顿

　　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便已存在 。 其二 , 观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

　　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 :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 始终居于

　　失衡的逆差一方 ; 在失衡的顺差一方 , 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

　　本 , 自70年代以后 , 先是亚洲 “ 四小龙 ” , 继而是亚洲 “四小虎 ” , 然

　　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 , 渐次加入了该行列 。因此 , 如果说全球失衡

　　是此次危机的根源 , 那么 , 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国那里 。 其三 , 在全球化

　　的世界中 , 若称全球失衡 , 则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也一定是失衡的 。 因

　　此 , 克服危机 、 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 , 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

　　调整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 由于当前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

　　体主导的 , 他们显然应承担最重要的主导性责任 。 其四 , 中 国政府自

　　20 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 实施

　　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 , 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资的过度

　　依赖 。 这是实现全球经济 “ 再平衡 ” 的切实步骤 。

　　从会上和会后的评论来看 , 我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尊重 。

　　那次会议之后 , 全球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

　　上述四点看法 , 构成了本书的主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