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 癸丑学制》，以及1922 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