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年前《权力与特权》一书写成以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积累并分析了大量的新资料，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定量分析技术。同时，理论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进展，值此新平装版出版之际，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从过去发生的变化来看，《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理论遭遇如何。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不能自称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我也不能自称熟悉过去20年中所有相应的工作。然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在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提出的一般理论，以及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各种专门的理论迄今为止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当然，如果我今天要重写此书的话，可能要加进一些新材料，并且可能要改变一些细节之处，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能使我认为原书的基本理论是不健全的。在我看来，第458页（此为英文版页码，对应本书页边码。）上阐明的在各个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本质上仍是正确的。并且，从这较为一般化的理论中所推出的各种特定的理论也是如此。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自我夸耀的行为，但我相信，它是我在提出理论时采用综合方法论的一个结果。我一方面将理论建立在他人所铺垫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中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我以这些方式将风险缩减到了最低程度，并避免了许多易犯的错误。

　　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就此问题而言，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料更容易得到了。这些社会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的试验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没有哪个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实验，或者不去深思它们的后果。

　　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革命后不久，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就被取缔了。在漫长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急剧恶化，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得到可靠的信息(Inkeles，1950)。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亡者的报告(Inkeles和Bauer，1959)。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慢慢开始改善了。对小说家的限制逐渐放松了，到了1956年，波兰的一些社会学家，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劳?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获准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在1962~1965年我写作《权力与特权》期间，相关材料的流动开始加速。一些小说，如弗拉基米尔?杜丁契夫（Vladimir Dudintsev）的《不仅单靠面包》(Not by Bread Alone，195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邓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3)，以及费多?阿布拉莫夫(Fedor Abramov)的《新生活》（The New Life，1963)提供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苏联生活细节。波兰社会学家们［如斯蒂芬?诺瓦克（Stephan Nowak）、米查尔?波霍斯基（Michal Pohoski）、亚当?萨拉帕塔（Adam Sarapat）和维罗兹米尔茨?维索罗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的书和文章率先提供了关于一个苏联模式社会分层问题的系统的和定量的资料。

　　自6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的信息细流转为了一股洪流。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学家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波兰社会学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许许多多的调查和其他研究，他们探索了（社会）流动的模式、ⅸ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对精英的态度、关于社会平等的信仰，以及许多其他主题。在这一期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学家们加入到这种努力之中，在有一小段时间中，捷克的社会学家也有参与。

　　由于他们以及其他一些记者和小说家的努力，我们今天比20年前更多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验。更可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社会中建立政权20年以后，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创新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年轻一代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一种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或封建秩序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的。

　　也许，从这些实验中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人的本性似乎并不是像马克思和启蒙运动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改变，那样容易摆脱增进自我利益的内在倾向。塑造将社会需要放在个人需要和愿望之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其结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道德刺激已被证明比不上物质刺激。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者们被迫——或者已经选择了去创建一种在许多方面都明显类似于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职业分层体制。

　　在这一体制中，如同在其他体制中一样，权力的拥有者享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Matthews，1978)。一个有影响的波兰社会学家指出，在这一体制中：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工人同机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他与机器的关系和与工作组织系统的关系要求他服从工厂领班和工厂管理。他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资。并且，他必须服从工作纪律的原则和规定。(Szczepanski，1970，第125页)根据最近一份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在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之间有.79的相关(Treiman，1977，表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比苏联体制和波兰体制之间的相关还要稍大一些。

　　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波兰社会学家的其他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波兰）存在一种双重市场体制。这与美国社会学家最近在美国发现的双重市场体制明显相似。一个在分层问题上有影响的波兰研究者解释道：经济当中新的、生产力水平高的和重要的部门(如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与这些部门中较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资历和工作复杂性上完全一样，一名在纺织厂或食品厂工作的ⅹ电工所挣的钱也会少于一名在铸造厂或精炼厂工作的电工。(Wesolowski，1979，第126页)最后，应该看到，最近一个关于波兰社会中收入差异原因的研究指出，这种差异用工人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比用其他单个因素来解释更好一些(Pohoski，1978，也可见于Swafford 1978年关于苏联社会中妇女收入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家日趋达成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最好是把这些社会也视为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把它看成按其自我标榜的某种新的和独特的社会类型(Jones，1983)。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精英在东欧所进行的实验一无所获。我在别处提到过(Lenski，1978)，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降到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水平以下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看起来似乎只有靠政治上的压制手段才能维持对经济不平等的严格限制。回顾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以及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关于一般理论的论述，我发现根据自60年代中期以来从东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学到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内容。

　　我可以做的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可能是，补充讨论关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存的各种方式，以及如何用这三种成分的不同混合体去解释各个工业社会的差异性。我在别处曾指出(Lenski，1984)，在资本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财（产）分配”；在社会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按需分配”。这三种原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都发挥作用。资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润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所有权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失业补贴、残疾人福利、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的部分，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免费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国民收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在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都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全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财产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并常常运用这种控制去谋取私利。实际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些社会，指责它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Cliff，1974；Sweezy和Bettelheim，1971)。总之，这是为什么东欧的社会分层系统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层系统的差别总不如他们所想要做到的那么大的原因之一。我相信，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都共同存在这些分配原则，我们就会更接近于解释工业社会的这两个子类之间的相似性为何会存在表面上矛盾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分的相对强度上，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各农业社会之间由统治者和执政阶级的相对力量所造成的差异相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差异都说明了在一组重要的社会里，分配制度的变量中哪些方面看上去最为重要。

　　如果谁想要了解关于东欧社会分层的更详细和更新颖的观点，可以阅读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论著，包括梅尔温?马修斯(Mervyn Matthews)的《苏维埃俄国的阶级和社会》(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1972)和《苏联国内的特权：共产主义条件下精英的生活方式研究》(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A Study of Elite Life style Under Communism，1978）；沃尔特?康纳(Walter Connor)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平等：东欧和苏联的等级及变迁》（Socialism, Politics，and Equality: Hierarchy and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1979）；大卫?莱恩(David Lane)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束?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地位和权力》(The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Class, Status and Power Under State Socialism，1982)。更为通俗化的著作有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俄国人》(The Russians，1976)。关于东欧人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可参见诸如安德烈?阿玛尔里克(Andrei Amalrik)的《向西伯利亚的不情愿的旅行》(Involuntary Journey to Siberia，1970)；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evedev)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1972)，维罗兹米尔茨?维索罗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的《阶级、阶层和权力》(Class，Strata and Power，1979)等。

　　如果我今天是在重写《权力与特权》一书，那我还将会加上关于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一章。这一章会有两个中心内容：一是这些社会在全球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二是这些社会自身内部的不平等体系。

　　在过去20年中，社会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的形成(1974，1980)。在由马克思、列宁和许多提倡依附理论的拉丁美洲学者所奠定的基础上，沃勒斯坦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他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贫穷看成第一世界的发达和富裕的必然后果，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看成一个全球分层系统中的参与者。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开始形成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多年来，它一直逐渐地蔓延，到现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所控制的单一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一小部分国家控制了大多数的关键性资源，因而享有大多数的利益。在相对立的另一端，大多数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的亚洲国家却只控制了很少的资源，并受第一类国家的剥削。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第三类国家，主要是东亚，但在其他地区也有。这些国家的境况比第二类要优越些，却远不如第一类。沃勒斯坦和其他一些人把这几类社会分别称作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它们在世界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与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的角色和地位相对应。

　　没有哪一个现代世界的观察者能够否认现代世界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分层系统的存在。另外，沃勒斯坦本人也注意到了，过去500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然而，他认为(Wallerstein，1974，第16页)，它是第一个没有发展到政治控制的世界经济。

　　虽然我并不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但我将比沃勒斯坦更加强调，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已是五千多年以来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甚至自第一批社会将其首要的维生手段从狩猎和采集转化到园耕时，就表现出各社会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了。接着，没过多长时间，这种可能性就转化为现实了。一些社会开始实施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增进自身利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简言之，我认为，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更晚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分，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即使像沃勒斯坦所期望会发生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被一场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要指望这会消除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也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我们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中国和越南之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斗争中，以及俄国同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越南与其卫星国之间的支配关系上所看到的那样，没有理由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会比其内部社会盛行更多的平等与公正。因此，一个成功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会改变各社会之间现存不平等制度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指望它会彻底消除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

　　假如要分析全球的不平等系统，就得改变我对现行制度解释中强调的重点。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如Chase Dunn，1975；Rubinson，1976)的观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的地位完全或至少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决定的。我却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作用。例如，最近的研究(Lenski和Nolan，1984)表明，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传统比各个社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多地解释了在社会发展上和在最近的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那些在与现代工业社会接触前实行犁耕农业的第三世界国家，比那些接触前使用锄头和掘棍的园耕技术的社会发展得更为成功。

　　按照《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以及后来在《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一书的各版本(1974，1978，1982)中所扩展了的理论来看，这几乎一点儿也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犁耕农业比园耕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它使农业社会可能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使得在与工业社会真正接触以前，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劳动分工和更加依赖于货币市场和现金经济，并且有可能使文化水平有更大的发展，同时强化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结果，与园耕传统的第三世界社会相比，具有犁耕农业传统的现代第三世界社会在进入20世纪时，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

　　这两类社会在地理上是分开的，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巧合（Lenski和Nolan，1984)。在世界上的温带地区，大多数园耕社会在很早以前就被农业社会取代了。然而，在大部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变迁在发展起现代工业之前都没有可能发生。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指出(1976)，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由于大量成群的和多种多样的微小的侵蚀性生物(细菌和病毒)的存在，损伤了人口的生命力，并杀死了犁耕农业的生产所依赖的牛和马，并且由于土壤贫瘠和更严重的除草问题，热带和亚热带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Farmer，1968；Megger，1954；Watters，1960)。像地中海和北海这样的水路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曾如此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却因缺少这种可以航行的河流和大规模的水路而发展受阻。

　　最近的研究(Nolan，1983)还指出，人口模式上的差异也对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起到极大的作用。近几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一原理。简而言之，我认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论的支持者们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基础试图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人们无须贬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但应该清楚地看到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并且有些因素可能比现代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重要。

　　当我们转向第三世界社会内部所存在的不平等制度时，也有许多值得注意之点。首先，在这些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分层系统：这些社会中部分群体所拥有的权力、特权和声望是依托旧社会制度中的资源，而另外一些群体的则来自工业化制度所带来的资源。由于人口中的每一部分都想努力保护和增进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种情况就常常导致这些社会内部的冲突。

　　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已讨论过了这一主题(Lenski，1970；Lenski和Lenski，1982)，所以无须在此重复其细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园耕社会的分层系统与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的分层系统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这反映了它们的不同历史。例如，在大多数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园耕社会里，部落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在这些社会中，部落成员的资格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大多数政治斗争的基础。在这些社会中，部落群体常常是党派划分的首要基础，他们为控制政府机器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而斗争常常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事实(例如，见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国最近历史中的情况)。相反，在处于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里，部落群体或是不存在，或是处于其政治生活的边缘(例如中国、伊朗、越南或墨西哥)。

　　马克思主义精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历史趋势的分析中所预料到的。按照我们惯常的知识，这些运动是受压迫的农民大众对一小撮有特权的少数者群体剥削的反抗。虽然很明显，这一动机对于这些运动的成功是很关键的，至少在处于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中是如此，但是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例如，这些社会中的剥削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在那些过去是农业社会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农民的造反也完全是老一套。任何人读了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就会清楚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表述问题：仅仅问到为什么在这些社会中总有动荡和革命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这些革命在今天比在过去更容易获得成功?

　　以这种方式重新界定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关于当代形势的许多重要观点。例如，我们发现，许多这些革命的成功都被归因于它们有能力将那些正在或已经使旧的社会秩序向新秩序转化的人们动员起来。这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学的学生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趋势、价值，以及它所提供的机会很敏感。他们批评旧的精英，并且对旧精英不肯放弃控制权而感到不耐烦，即使这些老的精英是他们的父亲或亲属时也是如此。因此，在第一世界的观察者看来，有些斗争似乎只是一个富裕的并且压迫人的精英与被剥夺的大众之间的简单斗争，但实际上它们常常是更为复杂的。通常，许多革命的精英都是旧精英的儿女，并且他们是新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因此，这种斗争仍是代与代之间的争夺，是那些依赖于一个旧的、传统的社会秩序及其资源的人与另一些依赖于新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及其资源的人之间的争夺。对年轻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通过往常的渠道似乎没有什么晋升前途的人来说，革命运动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径直通向权力的撩人心切的道路。如果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些分层的动力学方面的情况，就是将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认真分析这个过程能使我们了解许多对社会不平等制度最终起作用的力量。

　　对于分层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在过去20年中，一个更令人瞩目的发展是新妇女运动的崛起，以及它从我国向其他国家的蔓延。现阶段这一运动大概是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一书的出版而发源的。此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发动了号召不断为妇女争取更大权利的运动。弗里丹这本书出版三年后，在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建立了。

　　自那以后，妇女运动在成员数和影响力上都极大地增长了，在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当中更是如此。这一增长除了带来其他一些发展以外，还极大丰富了关于妇女及其社会地位的研究和著作。其中包括一系列集中讨论性别分层制度、采用类似于《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比较的和理论的构架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如果谁希望比本书更为深入地探索这一主题并且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可以找到不少的文献，包括雷?莱塞尔?布鲁伯格（Rae Lesser Blumberg）的《分层：社会经济和性别不平等》(Stratification:Socioeconomic and Sexual Inequality，1978)和夏洛特?奥凯利(Charlotte O'Kelley)的《社会中的女人与男人》(Women and Men in Society，1980)。这两本书都广泛而综合地概括了现代人对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各种社会的研究，并且还提供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性别分层系统的有价值的讨论。

　　现在还有一些资料较为细致地研究了苏联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它们包括：盖尔?拉彼达斯（Gail Lapidus）的《苏联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Soviet Society，1978)和威廉?曼德尔(William Mandel)的《苏联妇女》(Soviet Women，1975)。在以比较的框架为基础而对美国社会中性别分层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方面，有琼?休伯(Joan Huber)和格伦纳?斯彼茨(Glenna Spitze)的《性别分层：孩子、家务和工作》(Sex Stratification: Children, Housework and Jobs，1983)。在关于前工业社会中妇女地位的较为详细的讨论上，人们现在可以读到艾斯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970)；欧内斯廷?弗里德尔（Ernestine Friedl）的《女人与男人：一个人类学的观点》（Women and Me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1975）；以及马丁?K.怀特(Martin K.White)的《妇女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1978)。

　　在写作《权力与特权》时，性别分层问题是为社会分层的研究者们所忽视的。当时流行的功能主义作者的观点称，家庭是分层系统的基本单位，而妇女的地位是从她们所依赖的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即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中派生出来的。另一个不同的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集中于将经济上的阶级确定为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基本单位。这与功能主义的理论一样，也极大地忽略了性别不平等在权力、特权与声望分配中的作用。

　　《权力与特权》一书主要分析报酬获得所依赖的各种资源，从而提供了一种理论构架，将注意力吸引到了作为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一的性别差异(还有年龄差异)上。例如，在索引中包括了诸如“性别地位与报酬”“以性别为基础的阶级系统”“妇女，职业上的障碍”“妇女，在地位上的多样性”，以及“妇女的地位”这样一些多样化的条目。这一理论实际上预料到了关于性别差异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这一较新的思考方式。不仅如此，它还预料到了现在对妇女在经济中角色多样性的强调，而这种角色多样性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多样性的(一种)主要决定因素(例如，Friedl；Blumberg)。但是，在预料后来妇女运动的复兴以及它的各种成就上，这一理论是不成功的。

　　1984年英文平装版序 / ⅹⅶ过去20年中，社会分层研究上的另一个主要进展是从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到对地位获得过程的研究的重大转化。这一转化是彼得?布劳(Peter Blau)和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67)所发动的。在70年代中，社会学刊物里有大量重复和扩展布劳和邓肯最初工作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要测量影响个人和群体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地位的诸变量间的相对强度。

　　布劳和邓肯的范式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问题的提出上引起了一种微妙的但重要的转化。以前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社会的流动率，以及导致流动率差异和变化的各种原因，而新的地位获得研究则集中于各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成就，以及对其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由于受到威廉?西威尔(William Sewell)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另外一些人(如Sewell，Haller和Portes，1969；Sewell、Haller和Ohlendorf，1970)的激励，许多研究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上。

　　虽然很清楚，这条线索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影响个人成就的社会心理过程的理解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并且对于各类人群(例如，美国男性、美国女性、英国男性、英国女性等)的地位获得中的许多决定性因素现在也都可以采用定量值测量了，但是依然不太清楚的是，这条线索的研究如何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在塑造着个人和群体之间争夺报酬和资源的社会环境。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对宏观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大概是，它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上一代人的地位优势能在多大程度上传给下一代人。当然，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因为它澄清了分层理论所必须解释的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更晚近以来，由于宏观社会层次上的地位获得范式解释价值的局限性，一些研究者在新的方向上又有突破。基于二元经济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如Averitt，1968)，一些人(如Bibb和Form，1977；Beck、Horan和Tolbert，1978)指出，不同工业部门的工人所挣的工资有很大的差别。在通常是卖方控制的重工业中，由于需要巨大的资本总额，所以工人们的工资往往要比那些竞争性较高的轻工业中同类工人们的工资更高。

　　有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如贝克（Beck）、霍兰（Horan）和托尔伯特（Tolbert）］将他们的发现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但是，有理由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如前面所提到的，东欧的社会学家们(如Wesolowski，1979)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明显类似的模式。这两种社会的共同因素似乎是，在工业社会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关键性的经济部门中，工人们有着更大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波兰加以比较，有些工业部门在两个国家都处于优越地位，而另外一些部门都处于劣势地位。如果认为这一现象仅仅是偶然巧合的话，那就是轻信到了极点。

　　回头看一下在《权力与特权》最后一章提出的一般分层理论的修订模型，我发现根据过去20年的研究和讨论情况，我需要做的修改少得惊人。我肯定要保留这一原则，即分配制度的各个特征是由常量和变量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我觉得令人失望的是，常量的作用在社会学中仍然普遍遭到忽视，尽管在具体的遗传学领域和一般性的生物科学领域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人们大概会认为，关于人性无限可塑的这种18世纪的老信念到现在可能已寿终正寝了。

　　在变量方面，我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但第439页此为原英文版页码，对应本书页边码。下同——编者注图上所表明的基本关系结构似乎仍然是正确的。首要的是，一个社会可利用的技术水平和采用这一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人口学上的后果似乎仍是分层系统各个特征的最有力的单个决定因素或决定因素组。

　　如果今天要重画此图，那我要做的一个修改可能会是加上一个箭头，指出环境条件对社会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前面所指出的理由，现在我很清楚，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1954)、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76)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他们认为环境因素能够限制，有时甚至完全阻碍超出一定范围的固有的技术进步。

　　我还想要加上一个箭头，指出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存在着反馈。苏联类型的社会经验清楚地证明了这类反馈不仅存在，而且还是重要的。

　　最后，如果我要重画第439页的图，我会加上一个从社会类型到意识形态的箭头。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各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历史或文化运动的偶然产物。相反，它们是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尤其是技术经济制度的产物。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形式来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技术上先进的社会的产物，它们从来不会成为在较简单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二者都是利用在技术先进的社会中才能出现的机会而提出问题和做出反应。相反，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这类意识形态则是由于简单社会中缺乏现代工业技术，以及缺乏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因而其社会成员的信息来源很有限。然而，同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意识形态对分配过程的影响往往要比439页的图更加间接一些。意识形态上差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能够对政治精英产生影响，由于存在上述反馈因素，这种影响进而会对各个社会的经济产生作用。简言之，意识形态与社会类型的关联程度要比我的模型所描绘的更加紧密一些。

　　过去20年的发展，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如我在《权力与特权》中所建议的那样，宏观社会学家需要发展出建立在一个较为一般化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各种特殊理论。功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一般理论直接跳到对单个社会和亚社会的系统的分析上，这是不令人满意的。同样，如果不以一般理论为基础，只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为目的而建构一连串特殊理论，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关于集权社会、伊斯兰社会、欠发达社会、城市社会的理论)。卡尔?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许多19世纪的学者们在这一方面比大多数当代理论家更好地掌握了科学的要求。我们只能希望，今后越来越多的宏观社会学家会认识到，一般理论是不能代替特殊理论的，正如特殊理论不能代替一般理论一样。

　　在结束《权力与特权》这一新版的序言以前，我还应该提到，从事本书的写作工作使得我对比较的和历史的宏观社会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和持久的兴趣。任何一个对这一方向感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最近一版的《人类社会》一书(Lenski和Lenski，1982)，或者我后来的其他著作。目前，我正从事一个专题研究，暂时命名为“生态进化论：原理和应用”(Ecological Evolutionary Theory：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在其中，我试图以比在《人类社会》更为详细的方式说明生态进化论的原理，并且指出这一理论如何被应用到一组高度多样化的问题上，以及如何用它来提出一些甚至对专家们来说也不总是很明白的见解。

　　格尔哈特?伦斯基

　　1983年11月1984年英文平装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