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法治愿景里的遐思

　　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法治吗？

　　——答本科生的一封信

　　C同学：你好！

　　你的来信收到了。这几天连续开会，迟复为歉！

　　你提的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很艰深的理论问题了，并不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可笑”的。其实有许多年轻的学生，甚至是当今许多成熟的学者，都有类似你这样的问题和疑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回答得了这些问题，甚至作为一个主要学习和研究公法学的学人，是否胜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作为接到难题的教师，总有义务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和陋见，以供你参考。

　　首先，你说“在中国面临一种法治的改革，这种改革其实就是推翻一种游戏规则，而建立一种西方的游戏规则”，即从以道德为主要社会规范向以法律为主要社会规范的形态变迁。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但我觉得，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如下两点：

　　（1）你提出的“法律应该成为中国的游戏规则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清末修律之际的一场“礼法之争”中也许就早已有了初步的答案，如今更可以说是历史已经给出了回答。当然，这个问题迄今仍有根本性质的学理意义值得探讨，为此不能小觑。但应该说，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不只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课题，而是许多国家近代以来共同的演化趋势。【插图22】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的德治虽然具有伟大深厚的传统，也符合数千年农耕社会的经济和精神结构，但时至近现代，仍然力图主要以道德伦理维系社会秩序，不仅具有自身的界限，也已绝无可能。对此，你如果有兴趣，可去读一读日本现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教授的《现代化与法》一书（此为中译版书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尤其是前半部分与此话题相关），或许会有所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