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陋规与腐败官员的腐败,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吾人透过“陋规”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从表面上看,“陋规”似乎就是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但其实如果进一步追究下去,则应该说,高迈的政治理想与具体生成陋规的制度现实之间的背离结构,才是吾国政治腐败文化传统生成的总根源吧。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提出了“民俗学意义上的腐败”这个说法,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腐败已经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用我国学者孙立平教授的话说,就是腐败已成为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故意做一些文章,提出什么“外国也有腐败”、或“适度腐败”、“腐败容忍度”之类说法,其实是混淆了上述两种腐败的概念。
关键词:权力;官员;陋规;法治;腐败现象;政治;制度;扑灭;贪官;中国
作者简介:
腐败散谈?
一、当下中国权力腐败的方程式
数年前,曾收到一位不便公开姓名的“高人”发来的一则手机短信,竟冠有标题,称为“全国二奶大奖赛”,一望便知是段子,但里面一组令人拍案惊奇的数据,却似乎言之凿凿。经与这位仁兄确认,得知那是从他们当时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项目中特意整理出来的资料,确为属实。
这组数据如下:
?江苏省原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 146 位;
?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海南省纺织局原局长李庆善,写下性爱日记95本,制作与性有关的实物标本 236 份;
?四川省乐山市原市长李玉书,其20个情人年龄,都在16至18岁之间;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控制 7 名情人;
?深圳市沙井银行原行长邓宝驹,仅为“五奶小青”一人,800天就挥霍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约1000元;
? 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
? 海南省临高市原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还根本不信;
?湖南省通信局原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看了这数据,不得不惊叹。是的,高度多发性的官员腐败,本来已然让许多国人都麻木了,但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腐败事实,以及作为其核心话题的贪腐官员的性魅力与性能力,还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可惜,他们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直接干到了床上,其“先进性”,根本不是我国执政党所要求的先进性了,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无终极敬畏的人性堕落。就拿李庆善而言,居然记载了那么多的性爱日记,还制作了那么多份与性有关的实物标本,这不得不说也有一份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其“成果”的丰厚程度,也绝对超过了眼下一般的大学教授,但观其这等丑行,就可推知:这样的官员,平时怎么有可能把心思用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呢!
当然,另一方面,那些心甘情愿作为这些官员“二奶”的年轻女性,也自应受到物议。杨枫的MBA管理手段固然高明,高明到如今开设MBA课程班的中国大学,大可用他的案例做广告了,但 那7 位女性毕竟都知道自己只是其中一个“权力的玩物”而已,却仍然自甘接受那种“管理”,这不禁也令人欷歔。而那22名趋之若骛地参加林龙飞的“群芳宴”,并蜂起争夺30万元“佳丽奖”的女子,其人生观及价值观也同样令人喟叹。这种现象在讲求人性尊严、人格独立的西方社会,虽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毕竟只是颇为鲜见的一种人文奇观。
不过,吾人也不能一味单纯地苛责这些女性。记得曾读过一篇网络上的文章,说一个贪官的情妇就曾经坦言,她当初喜欢上现已落马的一个贪官,原本并非纯粹是因为金钱或者其他欲求所致,而是真的为他的一种所谓的“男人魅力”所打动:那种目空一切、颐指气使的气势,那种前呼后拥、沉着淡定的气度,那种“不动声色就能办下许多人梦寐以求一辈子也办不到的事情”的能耐,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而言,简直具有难以抵御的魔力,就连其性欲与性能力也大大地超过了她年轻的丈夫——一位基层的公务员。然而,当最后东窗事发,这位市委书记被宣判之时,她却看到了昔日心目中无比强大的男人彻底崩溃了,竟“像一滩烂泥巴一样瘫在地上”,令她感觉有些“厌恶”。
这个个案应该是颇有代表性的,也能说明了一个道理:贪官的性魅力与性能力,其实并非特殊的“物种”先天所固有的一种什么伟力,而是一种野性的、没有受到应有约束的公共权力直接撑起的一种力量。尼克松说过:权力就是一种性药。是的,没有受到应有约束的公共权力,更相当于性药中的“伟哥”。【插图27】
写到这里,又想起几年前写到的一个“当下中国权力腐败的方程式”,抄录在此,以作一叹:
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有关采访记录或其落马后的狱中手记,居然反复验证了这样一种权力腐败的方程式:男人喜欢权力,女人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男女双方在性与性以及性与权力的双重野合中走向毁灭。这种权力腐败的方程式表明,未被现代法律所控制的权力,往往更拥有一种蒙昧的野性,为此,在中国建立和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就更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