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著《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文原书卷帙庞大，其中引用官书、方志、族谱、笔记等文献无数。此书撰写的缘起是因萧先生于1949年秋天赴美，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除讲授他的老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外，还开了中国社会组织一课。华盛顿大学教学与研究并重，在东亚研究上与东岸的哈佛大学齐名，并以十九世纪中国为研究的重心，积极鼓励同仁执行研究计划，而规划中难度最高而又极端重要的题目就是中国的乡村，一直乏人问津。华大远东学院的梅谷（Franz Michael）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两位教授遂央请萧先生任此艰巨，萧先生在《问学谏往录》中回忆说，他虽感“垦荒”工作的艰苦，但认为若愿意认真耕耘，未必无成，而且在政治思想研究工作上已久，也应该换个题目做做，就这样接受了这项任务。

　　萧先生自称其研究步骤，从探索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的型态和情况开始，然后考证帝国如何控制与管理乡村，最后检讨清政府的管制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村民对管制的反应。萧先生在执行这些步骤之前，得到“馆际借书系统”（Interlibrary Loan）的方便，可向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以及收藏丰富的国会图书馆调阅资料，

　　于三年之中翻阅不下千余种的书刊，而实际引用者不及半数。萧先生在甄别资料上颇费心力，尤其从西洋在华人士的实地观察，获致乡村生活的实况，当然萧先生曾在农村生活多年的经验，亦可资印证。经过放眼看书与小心抉择之后，开始写作。当时华盛顿大学有定期的“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萧先生每完成一章，即提出在讨论会上攻错，与不同学科的同仁们交换意见。《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全稿于1955年之秋完成，计正论三篇十一章，述十九世纪乡村控制之组织及其功能，兼论社会结构全体，于无所取法中，自辟蹊径，旁征博引，议论平实谨严，共四十余万言。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曾邀请两位校外专家审查，费时将近一年；又因篇幅甚大，校订费时，最后又因书中汉字印制的昂贵，迟至1960年的岁末才正式出版，然距完稿时已五易春秋矣。

　　《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出版后，七年之内，再版发行，除精装本外，另印纸面普及本，厚重的学术专著有此销路，殊不多见。书出之后又颇获学界好评，或谓此乃史学界罕见的成就，为后学奠定基础；或谓乃韦伯（Max Weber）论中国宗教社会之后的首要作品；或谓当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的必读之书。然而西方学界于推重萧氏学术博雅之余，对萧著也有所批评，要点不外是过于冗长而欠分析。其实书出之前已有一位审稿人提出此议，并建议将书中所引用的许多原始材料全部删除，简述史料的大意即可。后来萧先生回忆道，这位审稿人明显反映当时美国读者不耐烦读冗长著作的心理，而忽略了他著书立说的宗旨，他认为这是一部垦荒之作，并无意提出高深的学理，然其精选出来的资料，注明出处，译成英文，大有助于西方读者对中国乡村的认识，若将之删除，代以概述，将大大减损此书的价值，更何况此书并不是资料的组合，其中也提出不少论断，而论断无不有佐证，若将资料删除，也不利读者覆按。萧先生言之有理，出版社亦从善如流，决定不加删改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