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近两期（3月9日和3月16日）连载杨国强教授《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看似没有白描出科举制的历史流变，却通论了科举如何参与历史流变，影响朝堂与世风。

　　隋唐正式确立了科举制作为历代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自始至终，朝野诟病未止，其间也略有停顿，然千余年不能废，却终于在清末新政里仓促停废，之后近百年更被视为桎梏中国社会及国民性文明进步的枷锁。传统中国不单是文化观念，且是一社会结构。社会的变迁确定了科举取士的手段，而科举也反过来造就社会结构，四民社会在科举制的成熟中稳定下来，抑制门阀，寒门子弟有望出头，“以试为选”大致确保了相对的社会公平。朝廷可得人才，士子可求机遇，两者的互相认同也造就出五代时少有的忠义之士。但同时，为了保障这一公平，皇帝也要忍受科场舞弊、朋党门户、市恩与关节，甚至为了照顾寒士的购书能力，还限定考试内容永远是《四书》。谁都可以想见这样的帖经墨艺多数都是毫无生气，绝不实用，但是疵议了几百年，公平仍然是最大的原则。近代以来，由传教士开始，对科举制的各种诸如愚民、浮薄、反智、思想专制之类的批评，在传统中国几乎都被指出过，但唯其到了近代才发生效果。

　　其实科举制在传统社会被指摘，在近代被毁谤，遭遇貌似相类，实则两分，前者自朱熹一路下来，多以时文是经学之贼，文字之妖，以致风气疲敝；而后者则目科举为新学滞障，愚民首凶，有害于国富民强。一是批评八股考题谬解圣人，败坏学者心志，一是以新学西学为尺度量度出科举制的落后。伴随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变局，科举也在国人越来越迫激的需要和世路变迁中遭遇更多轻蔑及致彻底否定。今之学者眼光多集中近代创局，好辨析新旧，计算得失，总结教训，看似史料丰富，也声称会照顾各种“观照”，避免价值判断，实则仍是从科举看科举，亦因此仍缺乏历史的贯通。

　　在西潮新学冲击之下的维新变法时期，彼时的朝野士人都主张变法，且大多认同变法则应先变科举，但对其间不乏激进主张停废者，而张之洞以为其同时代批评科举者“意救时而事易行”，却不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张之洞是出于灵敏的政治嗅觉还是文化持守，在《劝学篇》里还固执于欧阳修渐去渐留的传统方式，这是仁智互见的问题，但那时的张之洞一定没想到七年之后的1905年，他会放弃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科举的主张，和六位督抚一起联衔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观念和心情，有时就会让人把眼睛望着不可及的远处，急冲冲向前，不管脚下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