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文人瞎来来之事甚多，究竟几分游戏，几分真情，本来也很难考定。如果张伯驹真是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当日扑朔迷离的“胡小姐”，只是因为“她”很容易便唱出了渴望红颜知己的男人们一听就酥的调调儿。

　　张伯驹像 陆林汉 绘

　　《张伯驹身世钩沉》

　　寓真著

　　三晋出版社

　　2013年8月第一版

　　349页，48.00元

　　2013年出版了好几部与张伯驹有关的书。除了《张伯驹集》《回忆张伯驹》，还包括张恩岭编著《张伯驹传》、寓真《张伯驹身世钩沉》等等。后两种都曾寓目，相同之处很不少。最显著者，一是都从张氏身上发现了中华民族一尘不染、卓尔特立、不扶自直的人格传统，于是一个追昔，一个伤今，各自漾出不少弦外之音。二是都喜欢谈张氏的诗词，夸他文学修养多么高超，作品又如何令人心旌摇动。张恩岭甚至还夸道：“（《兰陵王》）这首词不仅用周清真原韵，而且是次韵，即依清真原词的韵次，逐字逐句填押，用韵的次序丝毫不乱。”这基本上等于夸一个小孩子熟习九九表，背得熟烂，“而且顺序也没有错”。

　　我当然觉得前述两点都毫无必要。想想传记本来就属于文学，似乎也不宜求之过甚。可是两位作者都坚决地表达了自己寻求历史真实的决心。寓真倒是做到了，他大量引述过去没怎么公开过的文献，尤其是几次诉讼留下的卷宗档案。虽然总还加上几句评点，读者却足以自行衡量其中的是非曲直，因此《钩沉》确实值得一读。张恩岭的求真就有点好玩。他说何香凝对张伯驹说话，“以老大姐的口气”；又说国家动员买公债时，张伯驹“更有点不自在了，憋了一会儿，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多买一点儿。’”嗯，作者一定是在争取更“真实”一点儿。

　　话说回来，这两位作者都爱好诗词，倒也不全是坏事。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位声名寂然的词人胡苹秋（原名胡邵），讲到他男扮女装地与张伯驹进行诗词唱和，致使张氏大有钦慕之意的事情，可惜张恩岭写到这里，文意大率袭自郑州大学杨嘉仁的一篇论文。胡氏是个奇人，曾经当过国民党的陆军少将秘书处长，跟何柱国去延安密见过毛泽东。就这么一位戎马倥偬的壮士，却从小票戏，擅旦角。网上有罗星昊先生写的《胡苹秋传略》，欲了解他的一生，可以自行搜寻；其中最可注意者，是胡氏一生中曾经多次托身女性，与各位女士和男士唱和诗词，并不只引起张伯驹一人的误会。这事至今尚有据可查：我翻了女诗人徐翼存的诗词集子，找到《奉和涉园原韵并述怀抱八首》，写有“苹秋先生吟削”字样。其后注云：

　　胡苹秋……与诗人交往多年，相互了解甚深，唱和频繁。诗人曾说过：“接到苹秋诗妹（胡苹秋为男性，这是诗人对他的戏称）佳作，读之目眩神移，如入丹丘之室，倾倒不能自已。”

　　想来注者并不知道胡氏“扑朔迷离”的一段往事，故而也不知道徐女士叫“她”一声“诗妹”，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仍旧说回张、胡故事。因为胡名苹秋，张号丛碧，二人唱和诗词原曾集为《秋碧词》，可惜至今有目无文。据说张氏所存一份已经佚失，而胡氏存稿中是否有这一部分，尚在未知之数。后来胡氏身为男子的实情终于揭破，张亦不恨，仍然旧情惓惓，让程宗枢写了一部《秋碧词传奇》，三十年后著名曲家王正来看到，甚至还谱过曲的。过去文人瞎来来之事甚多，究竟几分游戏，几分真情，本来也很难考定。可怜两位传记作者既要维护张伯驹的正面形象，又不想放弃这段风流，最后只好异口同声地把这一段的主旨系于“张伯驹的本质还是一个词人”。其实张、胡之事，当时知者似不讳言，手边新得一本张牧石的《梦边词》——据马斗全讲，正是这位张牧石先生向张伯驹揭破了胡氏的男儿身——其中就有《浣溪沙》四阙，小题“盖言秋碧事也”。不过呢，词贵迷离惝恍，好像也没说出什么来。

　　张氏词人之冠早有定论，胡氏算不算好词人——尤其是，算不算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女儿声口呢？罗星昊先生致力于整理胡氏遗稿，在网上说，胡氏“自定系年为1950至1966年、1973至1981年两阶段，26年间，诗近3000首，词逾2000阕”，可惜尚未问世。我狂搜一通，只找到几十首作品。感到他仗着一支好笔，能在生旦之间自由穿越，无缝对接。这当然需要才气，但说到底是跟词的文体特色有关系，因为婉约豪放都传统悠久，假如把温庭筠的名字抹掉，说他的词是才女写的，没什么理由反对到底；把秋瑾的某些句子指派给男作家，其实也不违和。如果张伯驹真是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当日扑朔迷离的“胡小姐”，依我看来，未必全是因为柳絮才高，致使青衿折节，倒有一半要算在“胡小姐”是个男人的头上。因为“她”很容易便唱出了渴望红颜知己的男人们一听就酥的调调儿，诸如“羞似小红依石叟，曲误尊前，鬟嚲甘低首。不弃寒闺容小友，添香侍砚垂纤手”之类——经某位男性友人鉴定，“果然是猛戳G点”；但二十一世纪新女性如我，则不免感到莫斯为甚的政治不正确。我这名焚琴煮鹤的新女性读到张恩岭《传》中代张伯驹解释的那些话之后，更加气得一口老血化作点点秋海棠——张恩岭说，伯驹夫人潘素“虽是南国佳人，知音能画，但可惜不擅诗词。先生内心深处，不无遗憾……”遗憾可以理解，遗憾而想找补，找补而遇到“我本是男儿郎”，闹得两下伤心，一群老头子作诗同情之，我不觉得有什么风雅的。谁去同情正牌张太潘素女士啊？当然世人也不会觉得潘素需要同情，当人们想象民国间的神仙眷侣时，她和张公子想躲都躲不掉，什么一曲琵琶，三生缱绻，燃灯作画，乘醉题诗，得夫如此，她就应该永远站成相片里那样颀长深秀的样子，供无数后人怀想艳称。

　　再说，张伯驹跟胡苹秋搭上线，乃至真相大白以后，究竟都写过什么样的作品？《秋碧词》既然未见，只有从他处钩沉。杨嘉仁在那篇名为《张伯驹及其〈自书春游词册〉》的论文里，提到《自书春游词册》中多数作品未曾收入早前出版的《张伯驹词集》，收入的十几首也大多改了题目，实因它们是与胡苹秋唱和的作品。《春游词》收入了《张伯驹集》，倒是易见。独恨无人作郑笺，那么只好靠蒙。这洋洋一卷词基本上都有小题，我数了一遍，只有三十首没有，而且往往是一题多作，又往往是言情的婉约词。那时候潘素就与张氏朝夕共处，这种词不大会是写给她的。可疑吧，抄几句在这里以证明其更加可疑：

　　——九转回肠君念我，万分心痛我知君。

　　——味尽始知甘是苦，情真宁视鸩如醇，待含眼泪问谁人。

　　——烛烧炬尽已无灰，深悔多情多恨更怜才。

　　——有情结局是无情，一世糊涂一世误聪明。

　　——多悔渐能知自爱，深恩惟是有人怜，不将涕泪洒关山。

　　可惜我不是索隐派的拥趸，凭这些草蛇灰线，尚不足成为铁证。异日若有胡苹秋词集问世，检来对一对韵脚便知端的。不过，《唐风集》中录有胡苹秋的《琴歌三章寄丛碧》，却千真万确是寄给张伯驹的。颇疑第二章中的“威”，当是“戚”之误字，可惜无本可校，只能照录如下：

　　桃潭渊沦兮相知深，十年不面兮放歌吟。纫秋兰兮纕露，淡交止水兮明素襟；

　　蓬壶中兮日月长，欢威纠葛兮流光。孽海迷津兮前路茫茫，薄游文苑兮炎凉；

　　霜侵弱草兮栖尘，不知所自来兮昧前因。乱我心曲兮焉惙，阒无人兮愬明月。

　　从诗里看来，胡氏对旧情颇为迷惘，既怅恨于孽海之迷津，又痴心难诉，只能独自沉吟。倘与前揭诸句对照读之，似乎真相大白以后，双方都很难过。难道胡氏本来竟想把这个秘密保守一辈子，与张氏永远做一对纸上鸳鸯吗？最耐人寻味的是，1982年张伯驹逝世之后，他还作了一首《金缕曲》为挽，衷肠百结，莫可名状。其上阕有“羡俊侣、道升孟頫”之句，将张伯驹与潘素比为赵孟頫和管道升——注意那个“羡”字。而下阕这样写道：

　　相知廿载交如故。为痴情，欺方负疚，感君曲恕。昨日闻歌犹座上，欲得周郎顾误。盼宠赐、衮褒一语。屡负海棠津门约，悟人生万事归缘数。琴可碎，泪如雨。

　　这样看起来，胡氏欲得张伯驹青目竟是早在念中。而托身女子一事，倘非张牧石煞风景，恐怕永远不会被张伯驹知道吧？以一个历史爱好者的眼光，文字原是不可据的，悼亡文字又尤其不可据，因为回忆太容易改写真相。念在胡氏真是写得一笔好诗，我还是介绍一下他的晚景，以结束这篇气氛诡异的八卦文章。

　　胡氏深谙戏曲，任二北《优语集》曾引及其说。他自1960年调山西省实验剧院工作后，曾经参与创作和改编过多部作品。网上查到，晋剧《汴梁图·杀宫》一折的演出，至今仍以他整理的本子为据。根据罗星昊所作传略，又知道他嗜诗词入骨，即使在形势益见严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度因创作罹祸，也仍旧吟咏不辍。其实我所见到的几本现代诗词选里所收，还真都是解放以后的作品，那叫一个纯爷们，真汉子，几首七律颔颈两联都对得精彩纷呈，足以使人惊佩。

　　这都不提，就说内容，1965年悼念梅兰芳，“绣旗女帅老犹豪，鼓吹报国血长热”；1975年观《黄河万里行》纪录片，“壮今朝，造福生民，辟新生路”；1982年“眼底风云超往史，人间天日布新晴”。现代词家难免写下类似的作品，这是人之常情；是发自内心的歌颂，还是变色龙的肤色，小壁虎的尾巴，那就不知道了。可惜这些东西往往无从显示作者的水平。最后从所见的几十首诗词里抄一首好看的来结束本文，以见胡氏确是当行本色，可以拿云手翻作偷香手的。

　　当然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了。胡氏发现某位朋友的词作中常常提起一位“珠娘”，深致眷爱，又不结婚。问之不答，遂以词调之——过去文人瞎来来真是常有的，而其末句又隐然成了胡、张故事的谶言：

　　狡狯才人语不羁，东墙窥玉杏花痴。危楼懒步消精力，禅榻茶烟罥鬓丝。

　　星月替，雨云疑。微波小立欲通词。断红颊冷浓荫绿，怨绝微之与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