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拉美走出来的中国“铁腕”外交部长­——陈友仁 

　　拉美小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产生了一位在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新闻人物——陈友仁，他不会讲汉语，不是出生在中国，甚至成家立业后还没有中国国籍，但他于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其后又四任外长。 

　　陈友仁倡导“革命外交”，与列强谈判时十分强硬，被誉为“铁腕”外长。陈友仁(尤金·陈，Eugene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是当地著名的华人律师。1912年初，他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他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我在担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期间，多次到过苏里南的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次与中国驻特多大使杨优明见面，几乎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起陈友仁。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驻特多大使馆和驻苏里南大使馆都联合侨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和杨优明大使在不同的纪念活动中多次提到陈友仁，杨优明大使还于当年9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位大使缅怀辛亥革命志士陈友仁》的文章。陈友仁的儿媳妇陈元珍住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不久，特意拜会了她。70多岁的陈元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她生在上海，母亲为了让她将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血本送她进美国圣公会办的女校学习，学会流利的英文。1949年之后母亲培养她成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梦想化为泡影，而她在1950年认识了从伦敦回国、不会说中文的陈依范，结为终身伴侣。1972年她随丈夫赴美国讲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现已退休。见到来自祖国内地、特意来看望她的人，特别是特意对陈友仁表示敬意的人，她非常兴奋。她用6年时间写了《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了该书。 

　　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杨优明大使在纪念陈友仁的文章中说：“陈友仁是一个令人景仰的著名辛亥革命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陈友仁来自加勒比美丽的双岛国特多。他1878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岛南部城市圣费尔南多。在这里，陈友仁是永远的尤金·陈。陈友仁这个名字是他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后根据‘尤金’的谐音取的中文名。当地的华人很自豪地告诉我，特多有两位中国大‘名人’，一位是中国舞蹈大师戴爱莲，另一位就是辛亥革命志士尤金·陈。我还多少有些惊讶地得知，陈友仁在特多，曾是出了名的年轻富豪。……陈友仁从小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当上了律师。他三十而立就事业有成，在首都西班牙港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置地，买股票，还拥有豪宅和多处庄园。不仅如此，他在伦敦也有几处房产，每年乘坐海轮横渡大西洋去度假。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殖民年代，他身为黄种人，能够聚集足以支撑一家人在英国过上流社会生活的财富，实属不易和罕见。……陈友仁生活优裕富足，似乎就将这样无忧无虑地在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加勒比度过他的下半辈子。” 

　　按照陈友仁儿媳陈元珍老人的说法：陈友仁的父亲陈桂新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起义，成为太平天国的将领；其母亲祖籍深圳宝安。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为太平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陈逃亡海外，当“猪崽”，做苦工。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陈友仁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为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1899年，21岁的尤金同混血少女爱茜(父亲是法裔庄园主，母亲是法、非混血奴隶)共坠爱河，尤金正式向爱茜求婚。客家人习惯于自成小团体，互相依靠，在那个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陈奶奶对尤金选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外族女子非常不理解，亲朋好友也给尤金施加了很大压力，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岳父不仅有钱，而且乐善好施，尤金在婚后事业突飞猛进，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尤金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了他的长期客户，他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少数族群都来找他打官司。尤金在经济上日渐富裕，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他也是首批购买拉不雷亚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座别墅。”陈友仁并不满足于在特立尼达的富裕生活，他每年去英国度一次假，在那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1911年他携妻子儿女移居伦敦。同一年的秋天，他在华人社团碰见孙中山。偶然的相逢却成为友仁生命中的转折点。几个月后，1912年初，陈友仁回归祖国，报效革命。 

　　陈友仁与原配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7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1927年陈依范到武汉协助父亲工作，从一个资产阶级少年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终生以他的绘画、写作以及演讲的才能为革命服务，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梁玛丽于1926年病故后，1930年，陈友仁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当时，张荔英正是青春年少，却执意要嫁给年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陈友仁，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陈友仁逝世后，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释放，后移民到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20世纪90年代去世。 

　　孙中山的挚友 

　　尽管从未回过中国，但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陈友仁从小就胸怀大志，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骨子里仍是个中国人，祖国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报效祖国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嘱咐她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 

　　回国后，他到北洋政府任职，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再后来，由于在政治上敢于发表与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而被迫辞去职务，他便开始创办英文《京报》(PekingGazette)，自任主笔。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于是他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语出《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陈一文：《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陈一文，陈友仁嫡孙）。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倾向俄国”的革命家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发生许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过于由陈友仁设计、获得孙中山肯定的“倾向俄国”政策，它后来演变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政策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陈友仁不仅向孙中山建议“倾向俄国”政策，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孙中山决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倾向俄国”政策，他任命陈友仁单枪匹马进行。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一谈到苏联早期与孙中山的接触，大家只知道从海参崴或者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不知道早在1918年孙中山便委派陈友仁带着给列宁的信，到美国交给一位可靠的华人朋友，想方设法转往莫斯科。 

　　1922年4—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陈友仁）在那里等我。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苏俄著名的革命家、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1923年2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发表陈友仁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 

　　民国的“铁腕”外交家 

　　陈友仁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历程，是他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长期间。他出任广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后，明确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指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与既成的事实，在必要时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凭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和民众运动的力量，在胁迫性或半胁迫性的情况下，整体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项目，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为最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改变外人在华优越地位的状况打好基础。 

　　陈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申领事裁判权的范畴，纠正列强在行政和警察方面的非法越轨行为。根据原定条约，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司法的民、刑诉讼案件;但后来列强得寸进尺，竟擅自扩展到行政权和警察权方面。陈友仁认为“当时领事裁判权之规定，原系中西俗尚之不同，故容许民、刑诉讼事件之治外法权；若行政权、警察权之保留，则系国家生存至低度之要求，万不可放弃”。一次，英国商船广武轮走私鸦片烟土，被国民政府的缉私人员查获，英方借口领事裁判权，拒绝我方查扣，缉私队奉命强硬执行，英国总领事为此连续三次致函陈友仁提出抗议。陈友仁不为所动，英方最后也只能空发抗议而已。 

　　二是矫正在上税方面滥用领事裁判权的现象。在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只规定外国人必须缴纳协定关税和子口税，为此列强就拒缴除此以外的任何税金，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领事裁判制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征收特别税，外国人为此牢骚满腹，抗议纷起。陈友仁则坚持：“租界之外无通商口岸之说，外人运销货物一越租界线之外，即为中国内地，就应交纳厘金或子口税。”为了防止外国人联合抗税，他还及时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交税，从而征得了相当的税款，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三是他极力主张收回租界行政权。陈友仁认为租界的自治权是中国主权的象征，而当时各处的租界，其原始章程大多数是由地方官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中国地方官本无权割地与人，那么盛行于租界的外国行政权也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他尖锐地指出，“此等事实上之攘夺，全由外交当局麻木所酿成”，于是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逐渐收回租界的外国行政权。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武装通过汉口英租界，英领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陈友仁严词驳复：“汉口租界章程本来系处于中国主权准许之下之一种自治法规，主权者之行为，对于其所准许或曾经准许之法规，本来不生违法之问题。”英领事无词反驳，只得作罢。 

　　1927年元旦，武汉人民为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战争胜利，连续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来到临近租界的空场内进行宣传讲演，英国义勇队见人越聚越多，竟蛮横地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群乱捅，当场刺死1人，重伤80余人，轻伤300多人，造成“一·三惨案”。 

　　外交部长陈友仁当晚在外交部紧急召见英国驻汉领事，强烈抗议英国水兵暴行，限令其迅速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解除其武装，租界由中国军警接防，以平民愤，否则将不负英人安全之责任。陈友仁强硬的命令口吻，使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英国领事大吃一惊，无言以对。 

　　面对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更慑于武汉人民的反英浪潮，英方不得已采取了退让措施。4日清晨，英方将所设沙包电网全部撤除，水兵义勇队全部撤退，巡捕也被撤走了。国民政府卫戍司令部即派三连精良军队入驻英租界，工人纠察队也随之到达维持秩序。 

　　正当汉口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接管之际，1月6日，九江又发生了英兵殴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的事件，愤怒的中国民众冲入租界，奋起反抗。驻在九江的北伐军第二师当即向英国领事抗议，并很快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1月15日，中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北京英使馆参赞欧马利自恃有英舰保驾，一开始态度十分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归还租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恐怕我们要应付一种新的局面了。”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处理，必然会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租界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双方的交涉只能面对现实。第一次会谈毫无结果。此后，双方又经过16次谈判，至1月底才基本达成协议，即由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4名华人和3名英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为华人，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市政局章程进行管理。 

　　1月27日，欧马利奉命将一备忘录及附件七款送交武汉国民政府。从表面上看，《备忘录》似乎颇有诚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英国政府的烟幕弹。它们一面在舆论上做出让步，麻痹国民政府，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一面则从本国和印度紧急调遣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进发，以实现其放弃汉口、九江，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时，英国又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暴露出坚持武力恫吓的真面目。陈友仁十分气愤，断然决定中止谈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向英方施加压力，并对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严词辩驳。1月30日，陈友仁揭露英国调动军队逼向武汉的事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视英国集中军队之行动，为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动。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胁而答复也”，因此拒绝签字。 

　　陈友仁发表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务卿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认为没有必要对华出兵;意大利也不愿意参与英国的行动;日本和德国声称只要他们侨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他们就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陈友仁拒绝签字，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大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 

　　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欧马利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在下院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此后，中英双方代表又经过几次会谈，最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2月19日，陈友仁和欧马利签署《汉口英租界协定》，20日，又签署《九江英租界协定》，确认《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武汉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但英人在该区域仍保持有一定的势力。同一天，武汉政府完全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取消了外人在该区域的所有特权。 

　　陈友仁的“铁腕”外交，赢得了对英谈判的胜利。陈友仁儿媳陈元珍老人说：“收回汉口英租界，是英国从亚洲撤退的开始。……陈友仁收回的英租界地盘不大，但是值得大书而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亚洲给大英雄狮敲响了丧钟。”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阿卜杜·拉赫曼在一篇讲话里生动地表达了亚洲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对陈友仁的敬仰：“……陈友仁在我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仍然闪烁光芒。” 

　　国共分裂后，陈友仁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1927年夏赴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径。后去西欧游历，继续参与反蒋的政治活动。1931年任广州反蒋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初，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张对日绝交宣战。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法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遭日本军队拘捕，次年起被日军长期软禁于上海。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1944年5月22日，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致悼词：“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这是对陈友仁的公允的评价。遗体火化后，遵照本人的遗愿骨灰撒向太平洋。新中国建立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友仁建立了纪念碑。 

　　陈友仁一生凸显左派色彩，他来自于拉美，拉美不乏左翼猛士：格瓦拉、卡斯特罗、查韦斯、卢拉、鲍特瑟……比起来，陈友仁是先驱者。与杨优明大使等谈到这点时，都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