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红学”？

　　我认为，“红学”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普及的，一个层次是提高的。从普及的层次来讲，就是群众的红学；从提高的层次来讲，就是专家学者们的红学。我认为必须分清这两个层次，这两者不可偏废，不能只有专家学者的红学，也不能只有群众的红学，这两种红学共同为我们红学的繁荣作出了它们各自的贡献。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红学”？我觉得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历史，就是“红学”是怎么产生的，红学当时是什么层次的人所说的？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明白了。

　　“红学”这个名词，大概是在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出现的，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材料看看。

　　第一个材料是李放的《八旗画录》，就是一些八旗画家的传记，这本书里引用了一篇文章叫做《绘境轩读画记》。《绘境轩读画记》里面这么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这意思是说，“光绪初年，京城的士大夫尤其喜欢读红楼梦，读完了以后还有一些谈论，在谈论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就是‘红学’”，这是讲的光绪年间的事情。

　　第二个材料是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讲这四个朝代的一些作诗的人的情况。在这本书的下册引用了一个人叫做徐兆玮的人的诗，诗的题目叫做《游戏报馆杂咏》，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诗中说：“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意思是说，“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红学，但是都不如我对红学的学问大”，他的红学著作就叫做《黄车掌录》。这首诗下面还有一个注解：“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意思是说，“首都的人都喜欢谈《红楼梦》，叫做‘红学’；那个时候出来了新政（指戊戌维新变法），改革风行，谈红学的人就不谈了，就谈国家经济大事了；等到康有为、梁启超事情败了以后，谈国家大事的人又不谈国家大事了，又谈红学了。戊戌变法那一年的报纸上都谈了这件事，认为是一种笑谈。我写了《黄车掌录》十卷，对红学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可惜没有碰到懂得红学的人来跟我谈论。”这个也是讲的光绪年间的事情。说明“红学”这个词在光绪年间的读书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再引第三个材料，《文艺杂志》1914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慈竹居零墨》，作者均耀。在这篇文章里，均耀引用了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叫做朱昌鼎，“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所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华亭就是现在上海市的松江，这段话的意思是，松江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姓朱，叫朱昌鼎，字子美，他喜欢读小说，他自己说平生所看到的小说有800多种，而尤其喜欢读《红楼梦》，他对《红楼梦》的一些谈论很有心得，这个时候流行的时尚是“经学”，于是有人就问“朱先生你治的是什么经？”，他就说“我的经学是少了三曲”，有人不懂“为什么你的经学少了三个拐弯呢？”他就说“没有别的，我所攻的就是‘红学’”。朱昌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繁体字的“經”，把三个拐弯去掉，就是“红”，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学”而不是“经学”。这个文章发表在民国初年，记的是清朝末年的事情。

　　我举这三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在清朝末年，光绪、宣统年间，《红楼梦》非常流行，在士大夫、文人中间很多人都喜欢在茶余酒后谈论《红楼梦》，而且谈论的时候常常自己夸耀自己，这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我引的这三个材料，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那个时候茶余酒后谈论《红楼梦》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学术研究。大家只是互相谈论而已，你说几句，我说几句。《红楼梦》只是扮演了当时的文人茶余酒后谈论话题的角色，这些人并没有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作品。

　　我们现在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觉得好玩，互相炫耀自己看了，自己懂得多，互相提一些问题。

　　那个时候提的问题，到今天也还有。我在现代文学馆讲“红楼梦之谜”，第一讲就是叫做“从琏二爷谈起”。为什么要“从琏二爷谈起”？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文学所有一位女同事忽然问我“你研究《红楼梦》，我有一个问题不懂，为什么贾琏叫‘琏二爷’？”当时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出来，思索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讲“红楼梦之谜”的第一讲就是“从琏二爷谈起”。

　　贾琏为什么叫“琏二爷”？因为无论从哪个版本讲，比如从脂本讲，他都是老大，脂本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没有解说。二十几回突然出来一个贾琮，他从邢夫人的房间里跑出来，邢夫人还骂他说，那些奶妈子死了，也不把他收拾收拾，搞得眉毛是黑的，嘴巴也是黑的。从这些地方来看，这个贾琮就是邢夫人的儿子，是小儿子。那么他是不是贾琏的弟弟？他的妈妈是不是邢夫人？这都是疑问。如果贾琏是老大，为什么叫“琏二爷”？有人说那是大排行，可是如果是大排行的话，我们知道《红楼梦》写的“贾府”，一个是“荣国府”，一个是“宁国府”，宁国府有一个贾珍，贾珍就叫“珍大爷”，那么是不是“琏二爷”就是和“珍大爷”排行的呢？不对。因为贾琏的堂弟，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叫“宝二爷”，贾宝玉为什么叫“宝二爷”呢？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贾珠，贾珠死了，贾珠叫“珠大爷”，李纨叫“珠大奶奶”，那可见宝二爷这个“二”是和贾珠排行的，并不和贾琏排行。这样一来，就很混乱。

　　到底为什么叫贾琏“琏二爷”？所以我的“红楼梦之谜”的第一讲就是从这里讲起的。现场问了一些观众，大家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贾琏叫“琏二爷”？我还是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如果熟悉《红楼梦》，你们不妨思考思考。为什么贾琏叫“琏二爷”？他和“宝二爷”是不是一样？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那个女同事问我为什么贾琏叫“琏二爷”，这就是一种茶余酒后的谈论，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想，从前在读书人当中也无非就是这样，看了《红楼梦》有很多谜，不懂，提出来问，对方也许能回答，也许不能回答。

　　还有一种谈论，贾宝玉要娶老婆，究竟是娶薛宝钗好，还是娶林黛玉好？这也是过去大家茶余酒后谈论的题目。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还是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拥护林黛玉，有人拥护薛宝钗。从前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两个人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甚至到了动手打架的程度。

　　所以说，《红楼梦》的谜还是很多的，可以提出来互相问难的谜很多，这是《红楼梦》的一个特殊性。群众之间谈论《红楼梦》，这也是一种红学，《红楼梦》自产生以来一直就存在着这种现象，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现象。

　　第二，那个时候的红学也没有形成一门严肃的、正经的学问，一门严肃的、正经的学术研究。红学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开玩笑的性质，它也存在于一种开玩笑的气氛当中。首先在那个时候的读书人的心目当中，红学是和国家大事对立的，国家处于变革的时候，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就不谈红学了，变革失败了，大家又对国家大事不关心了，于是大家又纷纷谈起《红楼梦》，这是当时的一种特点。

　　由于有了“红学”这么一个名词，逐渐地又有了“红学家”这么一个名词，但是“红学家”这个名词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一开始，在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你如果看见某一个人，你称他是“红学家”，人家肯定不高兴，他会认为，你在开他的玩笑，你看不起他，你不把他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学者，不把他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专家，而叫他一个开玩笑的名词“红学家”，他不高兴。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大家普遍地把“红学家”当作了一个尊称，如果你这个时候称某人是红学家，他会很高兴地接受，他认为那是对他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对他本人是一种尊敬。

　　“红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形成了一门正规的、严肃的学问。为什么说是20世纪的20年代？因为20世纪的20年代出了三个人，一个叫胡适，一个叫俞平伯，一个叫顾颉刚，这三个人对“红学”，尤其是“新红学”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是“新红学”的开创者。在他们以前，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所谓的“红学”，我们都把它们叫做“旧红学”，顾颉刚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新红学的成立就是旧红学的打倒》，而“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胡适，一个是俞平伯。“新红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文学作品，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研究它的作者，研究它的内容，而不是离开了它的内容去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20年代以后，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有专门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家学者队伍，而且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有了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科研机构，也有了专门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学术刊物。当然人民群众茶余酒后对《红楼梦》的闲谈，一直没有停止。

　　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讲，“红学”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讲的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红学完全可以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当中和谐共处，一个是群众的红学，一个是专家学者的红学。群众的红学没有必要去攻击专家的红学，专家的红学也没有必要去反对群众的红学。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去谈论红学，从普及的意义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做红学家。

　　但是，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身份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不要学陈伯达，明明是大大的名人，偏说自己是小小的老百姓。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至少是成了家的“百家”之一的名人、专家、学者。如果你是个平民老百姓，不管你对《红楼梦》有多么好的理解，有多么深的理解，我相信，《百家讲坛》的编导同志绝对不会登上你的家门，绝对不会向你发出邀请信。

　　因此，我认为，要分清楚什么是专家的红学，什么是群众的红学，这是很重要的。对群众的红学，我们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宽”，不要拿专家的红学去对他们做苛刻的要求；相反的，对专家学者的红学，我们采取的态度应该是“严”，要对他们做严格的要求。

　　秦可卿是不是康熙皇帝的孙女？秦可卿之死是不是元春的告密？元春是不是先做了废太子的王妃，后来又做了乾隆皇帝的皇妃？“日”和“月”是不是代表了朝廷里两派政治势力？这些问题可以研究，这种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应该叫做“考据”。

　　然而，考据如果没有证据，那就等于儿戏。证据一定要是正面的、直接的，不能是胡拉硬扯的，不能是似是而非的。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问题，秦可卿是不是康熙皇帝的孙女；秦可卿之死是不是元春的告密；元春是不是先做了废太子的王妃，后来又做了乾隆皇帝的皇妃；“日”和“月”是不是代表了朝廷里两派政治势力这些问题，可以说，没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它们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这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好奇者、好事者。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