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回忆》（重庆出版社出版）选译自《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内容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死和他们死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等事件。作品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晚清史。

　　改变的与改变不了的清国

　　（本文载1907年9月16日《泰晤士报》）

　　（本报上海记者）将近一年以前，在连篇累牍的会议之后，皇帝颁布了诏书，表示将为实现宪政政府铺平道路，公开的目标是着眼于官制系统的改革，计划首先从北京开始，再进行到各省之中。对部分官员来说，这一改革的结果是使他们对自己所负的责任的认识更加明晰，使他们具备更加开明的责任感，使他们“废除腐败”。在许多人看来，这份诏书是皇太后与她的军机大臣们具备政治家眼光的结果，出自人民对于改革的真正意愿；但另一方面，一想起过去发布过的、相似的国家文件，就令人怀疑圣上的诚意和诏书所描述的官制改革的价值。

　　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年代的政治，会像过去十二个月以来发生在北京的那样，充满了党派之间的斗争和明目张胆的腐败。没有一个审查机构的工作会像清国的都察院这般忙碌、红火，他们被互相之间激烈竞争着的各个派别所收买，其声讨之势，不分青红皂白地直达每一个因其地位或钱包而受到攻击的高官。朝廷的耳朵似乎一直朝向最晚对着它窃窃私语的人，其中同情的声浪和迁就的语调都是一样的多变，因此，遍及全国，尤其是在北方的，总是一种不安和动荡的情形，一种君主虽殷切期望于明确责任、根除腐败但前景却黯淡莫测的情形。不安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中央政府在官制政策上的漫无目的是如此明显，都察院甚至倡议推迟在各省所进行的改革，其理由在于，从北京的结果来判断，这些地方省份无法安全地肩负起所要承担的重担。

　　若要举出改革推动之下的天朝秩序的一个实例，或许更近期的一些可能更有引用价值，但最为惊人的一个，还是对于京城第一高官庆亲王和其子载振（农工商部尚书）的弹劾。父亲收受大笔贿赂，儿子则从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那里接受了一个歌妓作为礼物。这些事实都在御史赵启霖的上疏之中，被明确清晰地披露出来。这份上疏自称，披露的目的旨在迎合帝国净化官制的决心和意愿。上疏连同一份由恭亲王和孙家鼐下令如实调查的官方文件，一起在《京报》上刊出。朝廷的圈子里传出，是庆亲王亲自请求皇太后下令刊出此份上疏和有关调查文件的。这件事循着正规的途径进行，程序上一本正经，也适时地向圣上作了报告，并且，从表面上看，又查不出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御史的指控，看起来，这位御史是被自己过度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云云。当前政权的首席代表和他的儿子就这样被洗刷得一干二净，结果是，御史却被撤了职，而官制的清白则得到了捍卫。

　　但是有关这起官司的来龙去脉，在京城中可谓是妇孺皆知，只是在某些重要的史实上，皇家的文件里可能会有不同的记载罢了。庆亲王的确请求刊出了这份上疏，但是同样确实的，是这份上疏先被私下扣留了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歌妓已被安排好送出了京城，其他罪证也都已被湮灭得干干净净。载振贝勒和时任天津警察署长的段芝贵之间的关系，和同样不体面的帝国对于满洲里的出使一样，成了京城里茶余饭后的话题。同样臭名昭著的，是有关所有政府任命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庆亲王与其他达官显贵收取贿赂的价值。如此说来，段芝贵应该大方地支付了好大一笔代价，才能够换来自己如此非同寻常的快速升迁，因此，无须任何人的介入，也能让人彻底明白，所谓的“检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于是什么原因，促使赵启霖敢于公然指责像庆亲王和他儿子这般有权势的人物，便是众说纷纭了。但此事恰好与“急性子”总督岑春煊抵京同步进行，于是，一俟他拜见了皇太后之后，京畿各部门里便有一帮家伙开始跃跃欲试了。

　　在11月7日出台的改革诏书中提到的官制改革的部分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设立一个新的部门，称为邮传部，来管理蒸汽船航行、铁路、邮局和电报，迄今为止，这些事情在税务部、商务部和外务部的共同干预下一直存在着管理不善的问题。如今，邮传部被授予管理这些重要企业的直接管辖权，部里的官员被劝诫，要殷勤并无所畏惧地工作，以使所有工作都能卓有成效地被管理妥善。在一篇关于“唐绍仪被弹劾”的文章中，我已经说明了，某位能干的官员是如何以文字来解释皇家的谕令，并如何将它当作保守派手中一柄有力的武器来为自己求得开脱的。

　　除了这起带有启发性的事件之外，邮传部自设立以来的历史也非常有趣，有趣到甚至在京城的茶馆里，你都听得到有人说着快板或是段子，拿它多灾多难的历史变迁开着玩笑。一种令人无法捉摸的天命，似乎从一开始就纠缠着这个部门里的成员。仅是死伤罢黜的人员就可开列如下，一位尚书（张百熙）和一位右侍郎（胡燏棻）送了命，一位左侍郎（唐绍仪）被弹劾后转任他职，另一位左侍郎（朱宝奎）则在被弹劾后罢了官，而现在，另一位后进的侍郎（吴重喜）又在他自南方前来上任的途中，险些溺水淹死。在众人都一致归结为“抑郁而死”的张百熙和下一任尚书岑春煊接受任命的空当里，该部门处于一位暂行署理的尚书林绍年的管辖之下。林是一位富裕的福建籍保守派人士，他曾经公然吹嘘说，只要他身居其位一日，便什么都不必做。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不会令人感觉太疑惑，为什么除了雇请一大堆的秘书、办事员，将办公处装修一新之外，这个部门的记录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执行谕令的方式和手段非常重要，然而，当部门建立起来之后，被任命来处理事务的官员们都应该是卓有经验的有识之士，但目前的这些人员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在除了中国语言文学之外，还对其他什么事情具备一些起码的了解和常识。因此，说一句实在话，职员们被挑选来挑选去，就是为了要能满足官方的要求和任命权上的规则。

　　由帝国海关管理的邮政服务，还没有受到清国的监察御史或邮传部的干扰，也因此，它还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之中。然而，反映在蒸汽船、电报和铁路这些事情中的问题则又表明，对于该部门的重组和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特别是在铁路建设中，很有必要在一些计划和方式上，由各省与中央政府在意见上达成由各方认可并能进行妥善协调的状态。有一些事情毫无疑问地需要完成，假如它不是面临着需要预先设定的企业利润划分等等显然是无法克服的难题，或是受到了那些利益被牵扯其中的官员在每一步计划上都要做出的强烈挑衅。在认识到地方在报酬和“压榨”等每一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力度之后，目前的邮传部已经坦白地否定了对于圣上认可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明确表示将放手让每一个省份自己寻求出路。与此同时，在目前各省还无法令人满意地安排妥当相关事宜的时候，它也不会支持各省对于在帝国的保证之下签署国外贷款合约的权力申请。事实上，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后，目前的有关情形，与当时在外务部管理之下时相比并无二致。

　　清国的改革派与反改革派

　　（载1907年9月17日《泰晤士报》）

　　毋庸置疑，自从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一场真实而广泛的民意运动在清国风起云涌。而它开始的日子，甚至可以再追溯到更为久远之前，至少是始于那位毕生努力被迫中断的梦想家康有为的年代。1898年，康有为试图通过其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力量，使帝国恢复再生之力，但结果是，他提出的变法之道在当时几乎无一可行。但是，毫无疑问的，令北京最感恐惧的西方列强，竟然战败于推行西方思想的东方民族，这一结果第一次深刻地搅乱了成千上万的清国人的思绪。这场运动的波及面究竟会有多么广泛？会有什么绊脚石绊住那些目前正全力支持改革的人所怀抱的信念？那些最能干的欧洲人，会在哪一些事情的不同意见上互起分歧？而分歧又会一直存在下去吗？对我们来说，揣摩东方人深不见底的思想，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从四万万清国人中的个别人物或少数社会阶层的言谈或行动中，去衡量骚动迹象的真正意义，也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无从判断，他们究竟能够代表多少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无所适从、茫然四顾者的民意；或是那些现在无法代表民意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以后又究竟能将多少属于自我的见解，灌输给普通的百姓？不确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加上这场运动在不同阶段中的不同强度，引起了人们对于清国目前所处地位的莫大兴趣。古老风俗与传统的羁绊，会不会因着和西方的交手、被“西学”不断地浸淫而最终让位？如果它们最终让位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又会朝着什么方向、以什么样的速度开始起作用？如果这种能量最终化为行动，好的或坏的后果都将要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昨天发表的本报上海记者的通讯专稿，以及今晨发表的本报北京记者的专电，都从某些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场运动。北京记者似乎更愿意对这种变化抱持一种嘉许的、满怀希望的态度，这些变化在近期以来已经通过某些帝国高官的努力而有所展现了。将袁世凯由直隶总督提升为军机大臣，似乎独具深意。袁世凯是清国少数几位在政治眼光和管理能力上都表现杰出的人物之一，至于他真正的观点和抱负是什么，现在作出推测似乎还过于轻率，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和西方的办事方式，他一般都会表现出友善的态度。身为直隶总督，他取得了清国统治者在过去所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他成功地兴起、训练、奖赏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军队，以其效能赢得了那些有保留的欧洲批评家们的尊重。

　　当然，这里所说的“效能”，只是相对而言，即便是袁世凯的军队，虽然以欧洲的模式组建，但依旧无法与欧洲的士兵们或是与由欧洲人所训练、统率、指挥的士兵们相比拟。尽管在目前，还不清楚长期以来由满人占据控制与支配地位的局面是否已经走到了终点，但军机处的汉人官员与满人官员人数相等这一事实，却是同样意义重大。而即使已经有人用“老迈无力”这样的重话来形容保守的前两江总督张之洞，但他得以擢升一事，还是大有益处———在全国那些对其公正无私的高尚品格充满景仰之意的大多数人眼中，张之洞的擢升无疑提升了军机处的声望。

　　在北京，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革，本报的上海记者告诉我们，在清国近年来的历史中，从未像过去十二个月里那样，在政治上产生了那么多的门户之见和“公然的腐败”。作为这些政治现象的一个例证，他举了一个颇具启示意义并且不乏趣味的、有关庆亲王的例子。

　　身为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其行径遭到某位御史突然之间的弹劾，该御史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圣上弹劾这两位位高权重的人物。他指控庆亲王的银行账户里存有大笔贿赂的钱，而他的儿子则从一位任职为天津警察总长和黑龙江巡抚的官员手中，接受了一名歌妓作为特殊的礼物。所有按照惯例规定的正式程序，都有礼有节地完成了。公众了解到，庆亲王如此急着为自己的清白辩解，甚至自己央求皇太后下令将此事调查个水落石出。调查报告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应该再添加上那些大家似乎都已知晓的事实。庆亲王设法拖延了调查上的安排，一直等到那位歌妓和其他不宜泄露的物证一律被送出京城之后才开始。被告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但已是一尘不染、毫无污点。而那位“多管闲事”的御史，似乎成了被庆亲王的政敌们所利用的工具，下场不外乎是被扫地出门。整起事件正如记者所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向世人昭告：皇宫里改变不了的一切，永远都还是改变不了。至少，它令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些人看起来不能再拖延下去的皇太后退休一事，不可能不带来某些巨大的改变。然而，这些改变真的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