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编者按：杜亚泉先生（1873—1933）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和科普出版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其学问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杜亚泉先生一生重视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和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主编大量教科书，对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科学报国的先驱。1993年，杜亚泉先生的故乡浙江上虞与上海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王元化、蔡尚思、苏渊雷、汤一介、乐黛云、庞朴等大批专家学者与会。20年后，双方再次合作，在上虞召开“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报精选部分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田建业（杜亚泉先生外孙）：亚泉先生逝世时，我还不到3岁，以前只听到大人们讲，他是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的，其他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直到1992年，我在《红旗》杂志上看到龚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说，杜亚泉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个先驱者，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一个保守者、落后者，两方面合在一起，称为“杜亚泉现象”，原因在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为何会有这种结论呢？杜亚泉曾经和陈独秀有过一次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辩论，当时陈独秀是革命领袖，而杜亚泉则被认为是保守一方。我对这篇文章的结论感到惊奇，想一探究竟，就到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一查之下，我就对龚育之先生的结论不敢苟同了。陈独秀主张的是彻底否定我国传统文化；而杜亚泉当时主张对西方文化应该有相当的吸收却不是完全仿效。于是我想，道理应该是在杜亚泉这边啊。后来听说，浙江理工大学有一位喜欢杜亚泉思想的年轻学者，他曾经到北京访问龚育之先生，龚先生也承认，他实际上没有好好研究过杜亚泉的著作，只是按照传统的观念作出了推论。我在图书馆翻印资料时，发现杜亚泉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其中很多观点引起了我思想上很大的震动。

　　比如，杜亚泉先生说：人类的知识是全体人类在长期实践当中共同积累起来的，它必然是极其广泛、极其丰富、不断发展的，是多元的。他劝告人们不要极端地主张自己的观点，也不要轻易否定异己思想，否则就会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知识圈子里，思想就陷于肤浅和平乏，理论就趋于停止和枯萎。我想，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思想僵化现象吗？

　　又比如，杜亚泉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不要以为政府是万能的”，他认为，社会的活力存在于社会本身，政府是没有办法创造的，政府的职责是保持社会的安宁，维持社会的秩序，保持社会活力的源泉。他还提醒政府对于公民不要过多干涉，发展工商业由企业家去做，发展教育事业由教育家去做，政府不必自己担当企业家、教育家的角色。这不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意识到的“小政府、大社会”吗？再比如，过去我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总是强调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否则就要被批评为个人主义。但杜亚泉就讲，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界限，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相互之间有一定关联，如果国家漫无边界，个人就无所适从，个人和国家都会不幸。由此他指出：个人所以能够于国效力，是基于个人有完全的人格，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去做国家需要的事情；如果只注重国家，置个人人格于不顾，或缩小个人范围，就会得不偿失。因此他这样讲过：“因此个人能够尽力于国家的事情，必须使个人先尽力于自己的事情。”这些都是很辩证的。

　　我个人曾反复思考过，“文革”为什么会在我们国家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接触到杜亚泉先生的著作，仿佛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思想宝库。他的言论虽然发表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但好像很能针对我们眼前的诸多现实，他的著作是反思曾弥漫于我国社会的极左思潮的一剂良药。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商量，我们都希望把亚泉先生的著作挖掘出来，介绍给社会。我把图书馆能找到的有关的文章全部复印下来，大家一起选择，标注句读。我的舅妈、杜亚泉先生的儿媳施亚西是华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和出版社的编审，由她负责编辑。后来我们又向许纪霖教授请教，他引荐了王元化先生为这本文献作序。王元化先生看了亚泉先生的文章后，很兴奋，他告诉我，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杜亚泉的文章是空白，而杜亚泉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让我提供更多文章。王先生花了几个月时间认真研读杜亚泉，最后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序言《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由于王元化先生的重视和推动，以及许纪霖、高力克等当代学者的研究，还有杜亚泉先生故乡上虞的重视，被淹没了半个多世纪的杜亚泉思想，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得到重新评价。

　　历史实践证明，思想现代化建设比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要艰难的多。然而，正确的思想迟早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宋朝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杜亚泉的思想是一股清泉，它正在冲破万山的重重阻挠，静静地，堂堂正正地流入一马平川。愿它流得更畅，流入人们的心田。

　　熊月之（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20年来，随着杜亚泉文选、文存的编辑出版，随着王元化先生与其他几位学者论述杜亚泉宏文的面世，学术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杜亚泉研究热，杜氏生平与思想的众多方面，包括《亚泉杂志》与《普通学报》、杜氏与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与科学普及等，都得到了研究，特别是他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研究得尤为透彻，其意义得到了阐发，价值得到了肯定。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已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对历史人物的再研究，往往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思考。对杜亚泉调和思想、接续理论的再评价，折射的是今人对“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反思，对近代以来片面强调斗争哲学的深恶。在这个意义上，杜亚泉的思想没有过时，杜亚泉仍然活在当下。

　　杜亚泉是近代少有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一身二任的高度复合型人才。作为思想家自不用说。作为科学家，他不光译有数学、植物学、生理学等方面教科书，编有《化学定性分析》《理化示教》《动物学精义》《植物学》《矿物学》等科学著作与教科书，是清末民初翻译、编辑科学教科书第一人，还对多门学科下过很深的功夫。

　　杜亚泉对于数学、化学、生物学兴趣尤其浓厚，所下功夫尤深。杜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是从数学起步的。他通过自学，由初等而中等而高等，可以担任数学教习，编写教科书，翻译对数表。化学是自然科学中与传统学问差异最大的学科。杜亚泉主编的《亚泉杂志》刊登有关科学的文章总共40篇，其中关于化学就有19篇，可见他对化学兴趣之浓厚。他使用的化学元素名称有76种，较此前江南制造局所译63种多出13种。他编的《化学工艺宝鉴》，述及化学工艺30余类千余种，举凡合金、镀金、冶金、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着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应有尽有。生物学中，杜亚泉在植物学、动物学两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与介绍工作。他编校的动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一大特点；书中关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的介绍，关于始祖鸟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的介绍，均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他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都是中国该学科的第一部大辞典。前者集13人之力,历12年之久,是当时教育部审定公布、各省长通饬采用的教科书。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近代生物学是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杜亚泉在介绍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准确地介绍了进化论理论。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达尔文学说，而是介绍整个进化理论，介绍了进化论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进化论演变的过程，特别提到了拉马克的“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

　　与杜亚泉同时代，中国也有兼通西学的科学家，诸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任鸿隽，但他们基本上是某一方面的专才，且他们都不是思想家。与杜亚泉同时代，中国也有具备比较丰富的科学常识的思想家，诸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但自然科学在他们那里，仅是常识而已。他们很少会从某一科学的内在理路出发，进行今人所谓的跨学科思维。

　　正因为杜亚泉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复合视野，所以，他的见解，常常能别具只眼。“五四”时期，陈独秀激烈贬中褒西时，他力斥其非，列举中西环境、历史不同，所趋自异。在陈独秀那里，中西之异亦即古今之异，中西之别即为落后与先进之别，复杂问题被简单化处理。而在杜亚泉那里，中西之异则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复杂问题被还原其复杂本相。杜氏所据学理，在生物学界，则是共识，后来也成了人类学界的共识。民国初年，许多人惩于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道德沦丧而非议共和，诋毁革命，他投袂而起，肯定革命。他以十年与五千年作为立论单位，以小变与大变、常例与特例作为概念元素，说明“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他还从思想文化层面，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发展角度，论述这十年变化的价值，指出“且此十年内之变局，不特在吾国历史中，为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即在世界历史中，亦为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他日者，因两文明之接合，辟伟大之境域于精神界上，固不能不以此十年为孕育胚胎之时代矣”。

　　杜氏立论基础，就是源于生物学界的长时段视域，源于变异性与保守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对于清末民初的那场变局，他从五千年的悠长历史与全世界的广袤范围，长宙大宇，凭空鹰瞵，所见自与庸常有异。

　　关于杜亚泉思想特色，蔡元培有一概括：“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世，亦可以此推知之。”杜亚泉的折衷与综合，并非陈独秀一度非难的那种简单调和，而是在对两端意见进行抽丝剥茧、穷根究底剖析之后的兼取其长，是周详审慎分析之后的高级综合，经得起学理的推敲，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杜亚泉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重读他的文章，还会惊服他的敏锐与深邃，比如王元化先生曾感叹：“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呵！”一个人的思想，不因岁月风雨的荡涤而稍减其光芒，这就是不朽！

　　许纪霖（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如果没有杜亚泉先生，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史就缺了一块——这句话过去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我自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过去杜亚泉在我们心中是一个负面的、保守的形象，而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等领导的启蒙。

　　我们首先要感谢施亚西教授和田建业先生，1990年代初，他们作为杜亚泉先生家属，首先把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先编成《杜亚泉文存》。此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王元化先生，如果没有他的这篇15000字的长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先生的影响不会传播这么快，这么广泛。王元化先生在1990年代初有一场对中国当代思想的反思，这也是对他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反思。他觉得20世纪中国有那么多历史教训，很重要的原因是太激进了，总是相信极力变革，强调反传统。他的反思在1992年时刚刚开始，当时读到杜亚泉先生的这些被埋没的著作，他真是大吃一惊，他说：我现在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都有非常成熟的思考了。所以他最后写成了《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这篇文章在《文汇报》用两个整版发表。当时大家脑子里还是激进的东西，而王元化先生肯定了杜亚泉的中西调和思想的积极意义，并反思了陈独秀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王元化先生在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他进行反思，当然很轰动。很多当时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也开始关注杜亚泉，写了很多文章。两年以后，北京三联书店把这些文章集辑起来，出版了《一溪集》，当时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美国、台湾地区、欧洲的学者中，有几位专门对杜亚泉作了研究，更多的学者把杜亚泉的思想作为重要的文献，引入到他们对中国的“五四”和中国现代思想的思考中。

　　今天回过头看，杜亚泉先生在世时是比较寂寞的。傅斯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他就讽刺杜亚泉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认为他是被淘汰了的。实际上到了1920年代以后，杜亚泉已经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边缘化。但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历史是不会淹没他的。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再来看这些思想，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大师，我把他的思想称为“另一种启蒙”。陈独秀和《新青年》是启蒙，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20世纪另一种“温和的启蒙”，不以反传统的方式，而是和传统加以调和，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启蒙，杜亚泉先生就是另一种启蒙的代表者。除他以外，还有“五四”时期的梁启超。

　　每隔10年，我们重新阅读杜亚泉先生留下的著作，都会有新发现。20年前王元化先生发表在《文汇报》的长序是反思激进；10年前，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上海历史学会在上海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文汇报》又发了一个整版的纪念文章，主要讨论“另一种启蒙”，讨论中西调和。最近这10年来，我也写了一些文章，也涉及到杜亚泉先生的研究。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敏锐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文化政治问题都有非常敏锐的观察。那些过去我们忽略的思想，今天又陆续被重新发掘出来。此处我就讲两点。

　　民国初年共和政体失败，杜亚泉是最早进行反思的学者。他思考了共和政体失败背后的重要原因，他称之为“迷乱之人心”——一个世道不怕其他乱，只怕最后乱到人心，人心乱了是大乱。人心为什么乱？过去儒家奠定了中国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再乱，终有一天会大治，但是民国初年，儒家崩溃以后，新的一套价值又不能完全让大家接受，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叫“缺乏核心价值”。杜亚泉在《新青年》之前，在《东方杂志》里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要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

　　另外，我们过去都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杜亚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思考过，进化论给中国带来的当然是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过度相信竞争，相信以物质为中心。中国后来产生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物质主义，大家都相信物质的力量，而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杜亚泉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有一段话，非常深刻，他说：“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这段话是100年前写的，他在100年前已经注意到无序竞争、过度竞争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是经典，反复回味，又能读出新的意思。他的思想会反复启发后人，让我们看清未来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路。我们每隔10年要纪念他，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让杜亚泉先生的思想成为照耀未来的一盏明灯。

　　苏智良（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天这个会议之前，我拜读了施亚西老师编的小册子《文化前辈杜亚泉》，很有收获。我个人接触到杜亚泉先生的思想是在30多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当时我的老师说，你们要做近现代研究，至少要去读10年以上《东方杂志》，所以我当时是通过《东方杂志》接触到了杜先生。当时还年轻，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不一样，他很多思想还没有读出味道，这是一个最初印象。

　　首先，杜亚泉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是一位思想家和学问家。他学贯中西，疏通文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尤其在植物学上有精深的造诣，文科方面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等等，另外还包括医学，他很早提出中西医的融合。他所涉猎的学问，恐怕是现在一所大学几十个系才能够涵盖的，真是一个天才。这样一位大师，我们过去对他的关注太少，特别是他的很多思想。我想，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日益显现。当今我们要治理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少不了要从杜亚泉的思想中寻找启迪，寻找答案。

　　第二，杜亚泉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的成才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一个是绍兴地区的人文积淀，这块地方几千年来都非常重视文化，而且它地处海边，随着近代的开放，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影响到这个地方，没有这种地域和家庭的背景，他后来也不可能成为大学问家。第二个是他本人的因素，他的聪慧和勤奋，他的爱国和开放的心态，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大师级人物的很重要的因素。第三，我们也需要看到上海近代城市这样一个场域，在他到上海生活、工作的时期，上海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成为中西荟萃的思想地，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杜亚泉先生能与很多思想家、学问家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包括西方文化，这些使得他进一步升华。

　　第三，我想探讨一下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在近代它更是鹤立鸡群。过去讲到商务，讲得比较多的是张元济先生，当然张元济先生半个世纪执管商务，确实是慧眼识珠，团结集聚了中国近代一大批学问家，促成了商务的一个高峰。那么张元济的知人善任，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杜亚泉的加盟以及在商务服务的30年。

　　杜亚泉先生在商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一个就是教科书，因为晚清近代学制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在杜亚泉的执掌下出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的教科书；第二是很多理科的书籍，他执掌理化部，推出了数以百计的启蒙书籍，这对于中国近代科学的生长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第三是主编《东方杂志》，而这本杂志被我们称为是近代最重要的综合类期刊，他亲自写了好多政论性的文章，我比较佩服的是他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他对天下事情了如指掌，有很多精到的评述，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东方杂志》，并且在进行数字化，我相信学界以后对这本杂志会更加重视；第四，推介社会主义的学术；最后是倡导中西医的结合，民国时候，“废中医”的论调曾经甚嚣尘上，到了1990年代以后，一直到当下，还有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老调重谈，所以我们再去看看杜亚泉的论述，会有很多启示。

　　所以，杜亚泉对于商务印书馆之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出版机构，特别是推出思想史上的著名书籍，是有非常大的功劳的。综合以上三点，我感觉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在弘扬杜亚泉思想方面做的还非常不够。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长，一方面又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我们要去寻找解决方案，寻找思想武器的时候，杜亚泉的著作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库。

　　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在思想史上，有一些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他们与其身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的思想属于未来。杜亚泉就是这样一位不合时宜的思想家。在激进思潮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这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因其温和理性的调和论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抵牾，被20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所掩盖。但其深邃独到的思想智慧并没有被历史所湮没。1993年秋，杜亚泉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浙江上虞举行，中国思想界得以重新认识这位杰出的民国思想家。

　　杜亚泉的黯然命运，是以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为背景的。在革命时代，较之意识形态和激进思潮，那些深刻的思想往往是无力的。杜亚泉被再发现，则恰恰是革命世纪终结的世纪末。在历史转折中，杜之“调适的智慧”方显其深邃独到的思想价值。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科学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前清秀才出身的杜氏，自学成才，博采自然、人文、社会诸学，自1904年起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撰了大量国文和理化教科书及科学工具书，其中包括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和动物学辞典。1911年春，杜接手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自此发表了大量时政与文化评论，为民初和“五四”时期重要的舆论家和思想家。1918年，他因批评新文化运动，而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发生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杜因坚持独立思想与商务馆方意见不合，而辞《东方杂志》职，仍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从事科学著作编撰，自此淡出思想界。

　　民国初年是一个社会文化激变的大转型时代，不仅政局的纷扰动荡，并且中西文化激荡。民国的“共和幻象”，导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孔教运动和反儒伦理革命的颉颃，表征着中西新旧深刻的文化冲突。杜亚泉的调和主义是对民初中西新旧冲突的思想回应。他的调和论，熔阴阳学说、中庸之道、自由主义、科学思想于一炉，将两力对抗之调和归为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法则。

　　在文化问题上，杜亚泉不赞成新文化派流行的进化论和西化主义之文化观，而持文化多元论观点，主张中西新旧之调和。杜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发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是一种“动的文明”；而产生于东亚内陆的中国文明，则是一种“静的文明”。中西文化精神由此而有“和平”与“竞争”之别。中西文化之“静”与“动”，利弊互见，相辅相成。二者适可调剂补正。杜进而预言：“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他主张，文化建设应“输入新文明，调和旧文明”。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化的困境，并非输入新文化之为患，而是不能调和旧文化之为患。故而中国文化建设之要务，在调和新旧，去其畛畦，祛其扞格，以陶铸现代中国新文化。”杜的中西静动文化观，与泰戈尔、罗素的东西文化论不谋而合。

　　面对“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意义危机，杜亚泉提出了文明统整说。他借用社会学的“分化”与“统整”概念，思考中国文化之统整问题。他认为，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二者互相调剂而成。他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中讲到：“现代思想，其发展而失其统一，就分化言，可谓之进步；就统整言，则为退步。中国古典思想最重统整，如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或吸收道佛精义而与儒术醇化。我国之所以致同文同伦之盛而为东洋文明之中心，盖由于此。”西洋思想为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杂合而成。希腊思想本不统一，斯笃克派与伊壁鸠鲁派互相反对，其后为希伯来思想所压倒。文艺复兴以后，希伯来思想又被希腊思想破坏，而此等哲学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学思想所破坏。今日西方种种杂多之主义，皆为破坏以后之断片，而不能得其贯串联络之法，因而生出无数冲突。故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富强之成功，而其精神上却烦闷殊甚。“夫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犹之人之心地，安乐与否，不能以贫富贵贱为衡。”在杜亚泉看来，屡被破坏而断片式西方文化不能救济中国文化之危机。

　　杜亚泉洞悉欧洲文化二元论传统长于分化而失之统整的困境。自古希腊以降，欧洲文明一直陷于希腊与希伯来之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感性之两极震荡之中。从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到中世纪的神学霸权，到文艺复兴的人文解放，到启蒙运动之“理性的世纪”，复至现代世界除魅后的“上帝之死”，以及现代意识形态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诸神之争”，一部西方文化史可谓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战争史。西方文化得之分化，失之统整。西方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其以理性作为中世纪宗教统合力量之替代物的失效，导致文化两橛的分裂冲突。中国文化则以统整见长，儒家作为一个整全性的价值系统，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整合功能。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结构的统整性与分化性之特征的揭示，以及其以中国文化为绳索而贯穿西方文化之散钱的文化统整论，极富深刻的思想洞见。晚清以降，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之压力的再调整（胡适语）。文化调整者，须批判与建设兼备。“五四”反传统主义之伦理革命的困境，在于废儒之后何以统整中国文化？此即杜亚泉问题的深刻性。其以中融西的文化统整论，显然较之新文化派以西易中的西化主义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