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罗大佑的这句歌词，同样可以用到萧红身上。在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之前，关于萧红的声音，多数只限于文学圈内部；但这部电影之后，各种喧哗之声，关于电影的、文学史的、情感的，一哄而上，几乎到了“无处不萧红”的地步。

　　在影片上映近1个月、争论渐消之后，香港作家、学者李欧梵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友情出演 《黄金时代》(这部分镜头在正式上映时被剪)的毛尖，在思南文学之家进行了一场题为“萧红和萧军”的对谈。因为两位主讲者的专业身份，这场对谈，被认为是“正解”。

　　1问：最“脏乱差”，还是最“黄金”的时代？

　　“那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萧红，“想爱谁，就爱谁”的萧军，“想骂谁，就骂谁”的鲁迅……《黄金时代》的系列海报，对“黄金时代”四个字的解读格外吸睛。毛尖向李欧梵提出了一个很多观众都好奇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在历史教科书上可能是一个最“脏乱差”的时代，它怎么就变成“黄金时代”了呢？

　　李欧梵：我个人感觉，这部电影描述的是我父母那一代。我父母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念音乐系，后来抗战爆发，这些知识分子流亡到其他地方，基本立场都是抗日。这段在电影里交代得很清楚。

　　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年轻的作家，到报馆、到别人家借宿。这让我想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当时逃难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同事，还有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家的，他们逃过战乱，靠的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文化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食粮，不管肚子多饿，也要看书，我父母逃到农村，还拿小本子写日记。“黄金时代”对我来说，体现在共患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真情，而且是为了某一个理想。

　　现在来看，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