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不太关注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最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格言，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建立起来这么一些概念，于是我们造了一个万神庙，把这些启蒙思想家当成一些神，他们好像都是口吐莲花的菩萨，他们每说一句话好像对我们有着人生指南或者正义指南的意义。看了这本书你就会觉得这些人没有那么了不起，起码不是需要你去崇拜的。”在4月26日的一场对谈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启蒙时代》上册译者刘北成说道。

　　这场名为“启蒙终结了吗？”的读书会，由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主办，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老师周濂，共同围绕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与读者交流。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的开端。彼时，对科学、理性以及进步的信仰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进而影响“五四”运动以及之后的中国。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受到苛刻的批评，批评者称其怀有明显的、过分简单的乐观主义，甚至要为极权主义背书。现代史学巨擘彼得?盖伊的代表作《启蒙时代》，运用丰富的史料，全面还原“什么是启蒙运动”。在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呈现令人尊崇的古代、可憎的基督教以及新近浮现的现代，这三者之间紧张的互动。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第一届阿姆斯特丹历史学类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金品奖等重要奖项。2015年2月，《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世纪文景推出，之后，盖伊“布尔乔亚经验”系列之《感官的教育》一书也由文景出版。

　　启蒙运动与极权主义，发端还是对立？

　　启蒙运动对后世影响的伟大意义毋庸置疑，学界和民间对这场运动的争论也一直不休。刘北成提出，到20世纪70、80年代为止，启蒙运动至少和人们当下的几个关怀有关。第一，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对法国大革命怀有非常高的热情的人，往往对启蒙运动也是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的人，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的，根源也要归结到启蒙运动；第二个是极权主义。到了20世纪前期，特别是到30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人们要在启蒙运动里寻找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由此产生了两种比较极致的情况。第一种是卡希勒，他对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完全正面的阐述，要用启蒙的价值来对抗当时的极权主义。在30年代到40年代欧美的学术界、知识界，基本上对启蒙运动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尔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贝克尔特别针对当时共产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成功，认为共产主义就有点像是又一轮的启蒙哲学。还有一些人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而美国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是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认为自由民主精神的来源是《圣经》或者英国的其他传统。把启蒙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在西方是相当普遍的。彼得盖伊生活在美国，可他挑战了这样一种对启蒙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盖伊是一个德国犹太后裔，是上世纪30年代在纳粹迫害的情况下随父母逃到美国的，而他的父亲又是一个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这对盖伊影响非常深。他坚信启蒙和极权主义是对立的，而且认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奏，是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开启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里，盖伊写出了这本《启蒙时代》。他先后写了两卷。第二卷还没有出版，第一卷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是非常杰出的著作。彼得?盖伊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启蒙运动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启蒙奠定了我们现代的基本价值——按照西方的观点是奠定了普世价值，用我们的话说是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

　　周濂形象表述了启蒙运动的辩证价值。“我们今天回首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会发现所有的光荣和梦想都归功于启蒙运动，同时所有的苦难和邪恶似乎也都归因于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我们也会发现在中国当下的知识圈，对启蒙运动的反省，也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混杂的甚至是混乱状态，甚至“反倾”“否定倾”逐渐成为时尚的潮流。我个人更愿意用一个比喻形容启蒙运动。大家可能听说过，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构成的，象征着赫鲁晓夫的功绩是一半黑一半白。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树一块碑的话，也许我们也需要用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