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文学;主持人;中国;文学史;教授
作者简介:
对话嘉宾:王锺陵(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教授、院长) 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主持人:王卓君(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主办:苏州大学 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
承办: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
时间:2015年5月13日上午
编者按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起了一个新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体系,参与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毋庸讳言,在这一新的中国文学史阐释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过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现代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发展过程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尚缺少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正处于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巨变时代,如何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世界各民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何重新认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如何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体系,是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还是汇通中西,是“西化”还是“化西”?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期所刊载的方铭教授与王锺陵教授的对话,就是两种观点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应。
一
主持人:方铭教授在他的著作、论文以及新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倡导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倾向,强调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下面首先就请方铭教授亮出他的观点。
方铭:六经、诸子在中国古代都属于中国古代人所说的“文学”学科的范围。孔子的高足弟子子游、子夏长于“文学”,而其内容实际就是六经。刘勰《文心雕龙》概括战国时期的“文学”,以战国诸子和屈原、荀卿、宋玉为最基本的内容,但是,按照20世纪以来我们引进的西方文学学科观念,六经除《诗经》以外都不属于文学,全部战国诸子也不属于文学,最多只能算有所谓“文学因素”。作为中文系的学者,我们研究六经和诸子,似乎就缺乏合法性了。这种现象,不但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就提出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的观点,从小的方面讲是解决我们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更是为了防止“去中国化”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要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主要是这样考虑的:第一,若从六经算起,中国古代文学差不多有三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从时间长度上,要比西方早得多。第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相对独立存在,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律演变,这就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对隔膜。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的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责任,为中国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而且读者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西洋文学的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西洋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上也都西洋化了,这样一个结果不利于讲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复原的过程,我们的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复原中国文学的全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一个立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研究问题。
主持人:方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自成体系的,20世纪初以后,西方文学概念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学者研究文学的立场、态度,甚至方法,我们现在按照现代人的理念甚至西方人的理念来重新陈述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不对的,因此他提出了要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这样一个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王锺陵先生来发言。
王锺陵:我感到,目前,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已经兴起,并已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方铭教授的观点,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值得针对其所论及的与其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讨论。
第一,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史的,《四库全书》上列出来的类目叫“诗文评”。文学史是在近代欧洲兴起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说,“修撰文学史是18世纪开创的一项课题”,“把文学史实际拓展到各个时代民族主要是19世纪的工作”。
从知识史的角度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各国不仅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日益形成,而且由于哲学的变更与科学的大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文学史的出现,正是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史这一形式虽兴起于欧洲,却与“西方中心主义”无关,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固守于原有的农业文明,没有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现代化进程没有启动。从维新运动到20世纪,我们民族所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工程,便是尽快地掌握现代知识体系,鲁迅的“拿来主义”,便是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向前发展之需求的口号。鲁迅还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文学史著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如果要退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上,那么是否我们现在仍应继承把“诗文评”作为一个类目的传统呢?
第二,汇通中西的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展开,五六十年代更加盛行。如话剧界曾认真学习并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焦菊隐便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汇通中西的传统,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继承的。当然,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著作,但这不是回到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所能达到的。
第三,关于文学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问题。方铭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三分法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明是用的四分法,不是三分法,因此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对于各民族文学来说,都是普适的,它不能专属于西方,因此也不能成立。
主持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就建了同文馆,专门翻译西方的经典著作。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者容闳写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书,直译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书名为“西学东渐”,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所以觉得刚才王锺陵教授提出的汇通中西就不是现在才有的了。下面我们且听方铭教授如何回应。
方铭:融通中西这个观点我自己也是赞同的,但是,这里有个主体性问题,王先生没有讲。就是我们在融通的过程中,是坚持中国本位立场还是坚持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即“化西”还是“西化”的问题。
王先生刚才提到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我不否认。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中国古代既有文学史著作,也有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只是没有叫文学史这个名称而已。《文心雕龙·时序》是讲文学史的,钟嵘《诗品》应该算是典型的有关中国五言诗历史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来说,“诗文评”实际也包含有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只是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学史书写形式和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形式有差异,但描述文学史发展面貌,探究文学发展规律的目的并没有和西方近代的文学史有本质上的不同。
王先生说三分法是西洋的,而中国是四分法,与西洋不同。实际上,中国现在所谓的四分法,即在诗歌、小说、戏剧之外,添加了一个“散文”的分类。表面上看起来,照顾到了中国古代文人最经常著作的散文,但四分法本身建立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因此,在四分法中,散文居于边缘地位,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最重文章的传统不同。
我个人认为,讲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文人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学家最重要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诗人、小说家、词曲作家。而文人之所以是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写文章,而文章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主要的内容。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经史、诸子、辞赋,但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放弃了过去文人研究的主阵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方面。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按照苏联文学史体系把文学的源头定位为神话以外,还强调一切文学都来自于劳动人民,即来自于民间。按照西方或者苏联化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散文书写就只能以一些小品文作为对象,古代的经世文章不能纳入文学史书写体系,因为它们不能属于“文学”。可是,如果不讲六经、诸子、《史记》,中国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中国古代人最看重的是能继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传统,能引导社会向善,发挥教化功能的文学作品,所以,韩愈赢得名声的不是他的小品文和诗歌,而是他如《原道》这样的古文。
中国当代学者在书写有关研究《论语》《左传》《庄子》《史记》等著作的时候,往往要探讨这些著作的“文学性”,我自己过去也写过类似的文章。这都是受西洋文学分类方法之苦。按照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著作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之所以要在研究中国固有文学的时候,加一个“文学性”,就是因为我们立足于西洋文学观念,为中国固有的文学寻找一个合法性。为了适应西洋文学观念,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体系肢解了。
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文学活动的全貌,没有办法复原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所以,我讲回归中国文学本位,不是不要西方的,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而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文学是中国固有的学科,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新学科。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国固有的一个学科门类,而不是西洋近代文明传入中国以后才重新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