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朱大可谈今天国学的问题：正在沦为心灵鸡汤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堪称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中既包含了回归传统、追寻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带有极端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盲目，该怎样评价这一动向，如何将其引向建设与开放，而不是重回自闭、愚昧与虚荣，已成思想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上，著名学者刘东、朱大可、何怀宏和文化评论人周黎明等纵横论道，对反思“国学热”、厘清其发展的大方向，有着非凡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我们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

　　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剧变，这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很多人的梦。

　　在我看来，中国的剧变当然可以从现代性角度来理解。我理解现代性，一个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或者说脱魅，再一个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化。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则现代化简直可以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我觉得中国社会其实早就理性化了，在两三千年前，商周之际就开始走向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当然，它和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朝着脱魅的方向发展，强调人文理性、人间理性，甚至非常实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在汉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没有取得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这里受到了社会结构的限制，社会结构的限制又带来价值观的限制。

　　社会结构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发展经济，它另有考虑，所以发展不起来。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说不节俭，这些市场经济的德性我们早就具备，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级制度，虽然价值多元，但实际上是物质一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所以中国30多年经济如此快速崛起。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够“文化复兴”呢？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都不太一样。我们目前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和物质打交道的领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看不到很明显的转机。它发展的动力机制恰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中国有个很大的人口的基数，有那么广阔的土地，也许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注意民间出现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说天才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