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斯·门罗曾经不无自嘲地说，短篇小说作者徘徊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这应该是她实证实悟得出的结论，不妨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篇小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高光地位。这个结论放到当下中国应该也是非常贴切。从长篇小说写作与出版的角度，或许我们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一个“膜拜长篇”的时代。

　　梳理一下2012年以来这五年的长篇小说出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关注与总结：

　　一是作者队伍构成方面：“50后”、“60后”一代作家仍然保持了强劲的活力与雄厚的实力，而“70后”、“80后”一代作家已经崛起，成为长篇小说创作队伍的中间力量。“50后”、“60后”一代作家，我们先后出版过刘庆邦的《黄泥地》、叶广芩的《状元媒》、宁肯的《天·藏》《三个三重奏》、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范稳的《吾血吾土》等重头作品。“70后”作家迄今为止创作的比较有影响的能够代表他们本人目前最高水准的长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我们出版。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鲁敏的《六人晚餐》、付秀莹的《陌上》、马笑泉的《迷城》、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包括即将出版的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长期处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之中，相对被遮蔽被冷落的“70后”一代作家凭借他们一部部后劲十足的力作，已经走到了当代文学的前台与中心位置，在文学代际更新的链条上，“70后”终于成为无法越过的重要一环。应该可以乐观地做个判断：经过漫长的准备期，“70后”作家已经具备成熟的创作技巧和厚重的文学内涵，已经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二是海外作家的创作已经成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绕不过去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白。这五年中，我们先后出版了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流年物语》、袁劲梅的《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陈河的《甲骨时光》、李凤群的《大风》、戴思杰的《永声树》等。写作无非是两件事：写什么，怎么写？展开来说就是提供什么经验，用什么方式书写经验？在这两个方面，海外作家的风格和特质异常鲜明，得以与国内作家区别开来。总的来说，他们的写作个体性极强，既不属于某一机构，也没有人扎堆抱团，每个人所思所想所经历的俱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以《疯狂的榛子》中的抗战书写为例，袁劲梅看了上百本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并找到许多去过中缅印战场的老兵做访谈，一笔一画勾勒出平民战士的形象，用一个个“无一处无来历”的细节精准还原出战时的氛围与战争的场景。相比国内作家笔下经常是大而无当、面目不清的抗战书写，袁劲梅的方式笨拙然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