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金庸长期在《明报》写时评专栏，名为“明窗小札”，用的是“徐慧之”的笔名。

　　金庸曾视《明报》为其毕生的事业，其作为《明报》灵魂的时评也久负盛名。近时推出的《明窗小札1963》两卷(金庸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就是计划中四册的第一册。

　　我翻读一下，总的印象是：文字清通，见解平正，可谓报纸评论的典范。

　　首先应介绍的，是全书第一篇《明辨是非积极中立》，这可以说是一则宣言，表白了金庸及《明报》基本的新闻立场。“积极中立”何谓？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这种保有独立而又不流于偏激的态度，是很可取的。

　　金庸评论时事的主题，有中国的，有国际的，有政治经济的，有社会文化的，有世情的，有人物的，几乎无所不包。若只着眼于当时的事件，这些评论自是过时的，但从史料的角度去看，这些评论却往往极有价值。

　　《葡萄牙大捧中国人》一篇写到，中印战争之后，全世界最得瑟的居然是葡萄牙；原来，此前印度攻占果阿，驱逐了原来殖民的葡萄牙人，如今中国击溃印军，等于为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也———这就跟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人将大英帝国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印度人也偷着乐一样。这些政治细节，我们今日几乎完全遗忘，简直称得上历史秘辛了。

　　总的说来，作为评论家，我觉得金庸属于见解通达的类型，而非思辨深刻的类型。

　　金庸眼观六路，对中外政事、古今人情都有广泛的认识，有此格局，加上其中国史素养，才成就了他的武侠小说———应当说是武侠历史小说。而这种格局的得来，多少也是跟他的时评写作经验有关的吧。

　　(原载《南方都市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