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部风云迭起的近代史上，曾国藩与梁启超是两位接踵而起、引人瞩目的人物。两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为旧制度与纲常名教的维护者，位高权重的理学名臣;一为变法维新的志士与启蒙思想家。但梁启超对曾氏非但无一贬语，而且评价极高。他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1)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金陵两江督署。次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8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茶坑乡。曾氏的逝世与梁氏的出生本属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梁本人却以此做起文章来。他在1902年所写的《三十自述》中说：“余生于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2)梁氏为什么特别突出这一点?在梁氏看来，曾国藩的去世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晚清王朝一场短暂中兴之梦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个风云多变时代的开始。在历史发展观上，梁启超是深信英雄人物的作用的。他认为时势可造就英雄，而英雄亦可造就时势。他说“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披，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时，而始有嘉富尔;普鲁士当日尔曼列国散漫极弱，见制法人，国体全失之时，而始有俾斯麦;美利坚当受英压制，民不聊生之时，而始有华盛顿。然则，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3)面对列强侵凌、国势日蹙的状况，梁启超深为忧虑，当此历史转折的关头，于是他便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沉重立命感。梁启超写作《三十自述》一文，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4年，本人亡命东瀛之际。他在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三十自述》中述说自己经历的人生忧患，倾吐内心淤塞的苦闷与悲哀的同时，对曾国藩这位前代政治家流露出的怀念之情，使人感到他对曾氏的景仰之深。梁氏此种情怀随着时间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与日俱增。从他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如《新民说》)，直至晚年的谈话(如《北海谈话录》)都明显体现出这一点。

　　二

　　以觉世启蒙自命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始终如一的对曾国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问题乍看令人费解，但结合梁氏新民变革社会的思想便不难回答了。

　　首先，这种评价是要引起国人对改善与提高道德素质的重视，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下，在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有志之士变革社会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国人积弱不振的精神状况，官僚机构中腐败不堪的道德风气，极大地阻碍着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梁启超看来，重建国人的道德观念与人生信仰，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的修身克己之功。他说：“在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励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4)他高度重视曾氏严于律己、持之以恒的修养工夫，说：“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气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5)又说：“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填日记数条，书数页······自流俗之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6)

　　梁启超认为，曾氏不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且善于推己及人，“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7)他说“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8)

　　第二，梁氏这种评价旨在鼓动青年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并脚踏实地的努力行动。

　　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一生致力于修身，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高谈性理的理学家、道德家。曾氏追求“立德”是为了“立功”;他讲求“内圣”之学，是为了推行“外王”之道;他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即“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为此，曾国藩十分重视知行的统一，强调“力行”，说：“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9)，“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10)。可以说 ，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最后落脚在一个“行”字上。是“力行”的信念使他作为一介儒生自觉地奔赴血与火的战场，从事于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卫道事业。梁启超对曾氏这种“因困而知，而勉而行”的力行精神十分钦佩。他说，曾国藩“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曾氏一生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11)。他认为，中国要变革社会风气，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强的目的，十分需要曾氏当年的“力行”精神。他强调，要将救国的理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行动。“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12)他替那些对变革旧中国持旁观态度的各类人物的嘴脸一一作出勾画，指出他们“或为不知责任之人，或为不行责任之人”，批评他们“知而不行，与不知等尔”(13)。梁启超对当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沉落无比痛心，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无比愤恨。他寄望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激励他们以曾国藩等中外政治家为榜样，树立坚定的道德操守，以卓厉风发的精神行动起来，肩负起改造旧中国的重任。他满怀期望地说：“使举国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中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4)

　　第三，梁氏这种评价旨在勉励国人树立坚定的目标，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实现变革中国的理想。

　　曾国藩从1853年帮办团练，至1864年攻克天京，在与太平军长达11年的军事较量中，历尽挫折，备尝艰辛。他初次出师即接连兵败岳州、靖港，后来在湖口受挫，数次处于绝境，本人几至被俘。在金陵决战中，面对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加之疾疫流行，湘军伤亡惨重，曾国藩胆战心惊，旦夕彷徨，寝不安席，但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固然有对手方面致命的原因，但梁启超认为，曾氏制胜的主观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在他与太平军较量中坚韧不拔的毅力。梁氏说，天下古今成败莽然不一，“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15)他认为希望多与失望相随，人在失望之时，决不能绝望，要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唯毅力。”(16)因此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唯毅力唯足恃”。(17)他指出曾国藩苦心经营衡州水师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至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城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18)故此，梁启超充满感慨和钦佩地说，“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得救矣。”“吾党欲澄清天下，文正之书不可不一日三复也”。(19)

　　梁启超此番感发正是他流亡日本之时。在此前几年，轰动全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逃亡海外。此时，他痛定思痛，重温曾国藩的成功之路，旨在以曾氏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勉，并鼓励“吾党之真有志于天下事者”，战胜失败后的沮丧情绪，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肩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实现变革中国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