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并不认识周伯伯他们，更不知道到家里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一个装有木腿的叔叔（后来才知道他是协助周恩来管情报工作的王梓木）来家，接着就有叔叔、伯伯来。他们一进门就到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窗户只通天井，比较严实。妈妈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不要进去捣乱。

　　有一次，爸爸从他任职的大同银行专门请来一位厨师做饭给一位客人做寿。那天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兴奋，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晓得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礼堂去看学生演话剧，剧名叫《秃秃大王》。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观众。快要开演时，突然闯进了许多警察和宪兵，其中一个人走到舞台上说这场话剧攻击领袖，禁止演出。下面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同他们争论，吵得很厉害。

　　爸爸带我们出了剧场，叫了两辆黄包车坐上走了。本来以为是回家，后来却到了七星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下来。由边门进了新华日报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楼梯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叔叔等着。他那两道浓浓的黑眉让我认出就是那位在我们家过生日的客人。爸爸让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过来坐在他腿上，问几岁了，还问长大后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去延安。我说：“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听了大声地笑起来了。爸爸说我没出息。之后，爸爸同周伯伯谈了很久才回家。

　　后来才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来。

　　(“六五较场口隧道惨案”)

　　1941年，日本人为了逼迫蒋介石投降，加紧进行空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五较场口隧道惨案”。

　　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24架日机分三批飞入重庆，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实施“轮番轰炸”。当警报拉响时，市民为躲避空袭纷纷涌向防空隧道，位于重庆闹市较场口的大防空隧道，因为涌入避难人数过量，部分通风设备未启动，有的通风口又被炸塌，通风不足渐渐致人窒息。后来听大人讲：恰巧悬挂着的“挂球”绳子意外断了掉下来，里面的人群以为警报解除开始向外涌，而警报一直未解除，洞门并没打开，外面的人向里涌，避难人群因呼吸困难拥挤在洞口，造成互相拥挤、践踏，大量难民窒息，数千人死于隧道中，现场惨不忍睹。

　　父亲当时是“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时值盛暑，尸体腐化的臭气逼人，负责善后救济的父亲亲临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夜未合眼。由于数日劳累，加之愤懑悲伤，他身心交瘁，竟晕倒在泥水中。

　　国民党军警进去进行所谓“抢救”，实际上是去抢劫，使一些可以被救活的人也死了。爸爸回家后脸色很难看，大骂国民党。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发了“大隧道惨案”的新闻。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发布一条消息说，蒋介石亲自在“唯一”电影院旁的大隧道洞口坐了两三个小时，只看到抬出几具尸体，说明没有死多少人，妄想掩盖真相。爸爸向《新华日报》提供了好多材料，《新华日报》继续进行了揭露。后来，爸爸被撤了职，不再担任赈济委员会顾问和抚济组组长。

　　(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作为南开的学生，最让我们敬仰的人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重庆南开中学是我们的张伯苓校长高瞻远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亲自来重庆选址建设的。我在南开的时候，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全校学生都要到大操场集合，举行总理纪念周。操场位于校园的中央，把男生部和女生部一分为二。操场北侧看台的中间设有主席台，对面南侧坡上用两色草组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纪念周开始的时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总理遗嘱，接着是张校长训话。张校长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身着长衫，只要他站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肃静下来。

　　七十前，老校长讲了些什么，我大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校长讲的几件事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他说，南开的学生中最好的学生就是周恩来，虽然他是共产党人，我还是要说，他品学兼优。在天津南开中学，学校男生演话剧《一元钱》，剧中有一个女角，没人扮演，周恩来就承担了这个女角，非常出色。他现在常来学校看望我。蒋委员长也常来看望我。校长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团结，所以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他拿出一支筷子，稍稍用劲一折就断了，接着又拿出一把筷子，百折不断。他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折断我们，就能打败日寇。张校长在训话中苦口婆心地讲解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说，“日新月异”就是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每天每月都在进步，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就是我们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联起来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身。张校长提倡的这种“南开精神”，当时我的确不甚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用“做一个合格的南开人”来鞭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