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言，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日子。

　　1925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成立，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即便是在那个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里，这一学术阵容也足以倾动学林。而此时的王国维，刚刚结束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差使，前一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留下了简短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2017年既是王国维诞辰14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90周年纪念。中华书局于近日出版了王国维与胡适、梁启超、梁漱溟、顾颉刚等人的往还书信集《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10月21日至2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2017年纪念王国维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刘迎胜、姚大力、陈来等近20位学者与会宣读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论文，藉此表达对先哲的孺慕与思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作大会主题演讲《王国维的悲剧观念》，澎湃新闻整理了演讲的主要内容：

　　从“以西格中”到“尽弃前学”

　　王国维何以突然中断自己才华横溢的治学生涯，历来有诸多的解释和猜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认为，剥开偶然的诱因，真正起一锤定音、无可挽回作用的内因是王国维的“悲剧观念”。

　　早在1904年，28岁的王国维就沿着叔本华哲学的固定取向，对比了中国的乐天倾向和西方的悲剧精神，并做出了态度决绝的优劣判定。在其早期著作《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吸取小说，无往而不有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此《红楼梦》 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在刘东教授看来，《红楼梦评论》一书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端和“美学”在中国的舶来与落地。这本著作不仅造成了上述三门现代学问的诞生，还在现代中国造成一种隐然而又普遍的文学理解，即对人生达到了悲观判定的作家，比对世界还保留乐观态度的作家更为深刻。现代文学名人堂中“成就最高”的“鲁郭茅巴老曹”全都属于广义的悲剧作家。这种文学判定标准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时候也造成不言而喻的教条、套路或禁锢。

　　年轻的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倚靠的正是风头正健的西学哲思新潮的悲剧观念，由此带来有别于国人的独到眼光。几年后，王国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本书在形式上是一本考据著作，但无处不在地打上了西学观念的底色，且延续了《红楼梦评论》中曾抒发过的悲剧观念，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时，正值其学术生涯的“以西格中”阶段，也就是从西方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中，讨来一把现成在手的锐利斧斤，然后便只顾着用来砍伐中学的林木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王国维在此期间经历一次学术转型，从“以西格中”阶段转入了“求索文史”阶段，乃至“尽弃前学”。刘东教授在其未刊的新作《悲剧的文化解析》中评述道：“（王国维）以一个西学入门者的身份，带着强烈的挫败感从西学撤回了中学。”

　　而王国维的学术转型采取了相当决绝或戏剧化的方式。根据罗振玉撰《海宁王忠悫公传》记载，罗振玉力劝王国维说，晚近学林疑古“变本加厉”，而欧西哲学“流弊兹多”，“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而王国维“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馀册，悉摧烧之”。

　　投身国学研究后，他的学术创作像火山一样爆发，谁曾想这位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投身国学研究实际上只有十六年的时间（1912-1927），有些领域他原本生疏，竟然在一边阅读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中，如有神助般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他的成就，用张广达的文章《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里的话说：“在西学强势传入，地上地下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的建树维护了先哲之业于不坠，为后进奠定了纵深拓殖的基础。他的学术水准为他确立了国学祭酒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学界无分新派旧派的一致悦服和当代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