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栾梅健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个错误》，揭出和评述了李欧梵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的诸多错误，轰动一时，影响很大。匆匆扫阅之下，觉得他所指出的很多常识性的错误都是确凿的。不过，当我看到最后一条“错误三十四”时，却有点呆住了。他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但是，将郑振铎称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显然不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12位，而且郑振铎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栾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呢？

　　在栾教授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一些历史事实。首先说说有关《小说月报》的事。

　　郑振铎为《小说月报》革新号组稿十之有七

　　栾教授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这句话好像不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我认为是不准确不严谨的。“先后有……”的提法，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是继承关系，即误以为叶圣陶是继郑振铎而为主编。事实是，叶圣陶确曾一度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但代理期间该刊版权页上印的主编的名字则始终都仍是郑振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叶圣陶主编或代理主编的字样。也就是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从第12卷到第22卷，有两卷署名沈雁冰（茅盾）主编，有九卷署名郑振铎主编。这是白纸黑字印着的。

　　《小说月报》的革新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茅盾在当时就说过：“《小说月报》今年改革，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茅盾致李石岑信，载1921年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文学研究会发起和成立是在北京，因此，北京会员对这个“代用”会刊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仅仅从推理上就可得知的；而在事实上，也完全是如此。郑振铎在后来回忆时也明确说过，该刊“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按，郑振铎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谦虚，不想独自居功，而最初去找“北上访贤”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时，他是拉着耿一起去的），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会谈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当时他们是如何会谈定局的，具体详细情节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茅盾也未必了解。据当时已在商务编译所工作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郑回答：“你们编译所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据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张、高在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谈话，让他担当该刊主编，并同意进行改革，这时离明年1月号稿子的发排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最迟须40天内结束），而该刊前任主编所积旧稿则几乎全不堪用，创作稿则连一篇也没有。商务负责人是相当精明的，当然也明知这一情况，何以敢于如此大胆地改换主编并同意改革？很显然，这必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谈妥，心中有了把握，才会这样做。查周作人日记，周于12月5日即托人给郑振铎带去为《小说月报》撰写与翻译的两篇稿子。可见，郑振铎也至迟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为该刊改革号组稿了（许地山之兄许敦谷应郑振铎之邀为该刊作画，时间为11月28日）。而正当茅盾万分焦急于“无米之炊”时，郑振铎便从北平及时地寄来了很多稿子。

　　郑振铎在革新号上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呢？让我们看看这一期的目录便能知晓：

　　一、改革宣言二、圣书与中国文学（论文）

　　周作人三、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论文）

　　沈雁冰

　　四、创作

　　笑（小说） 冰心女士

　　母（小说） 叶圣陶

　　命命鸟（小说） 许地山

　　不幸的人（小说） 慕之

　　一个确实的消息（小说） 潘垂统

　　荷瓣（小说） 瞿世英

　　沉思（小说） 王统照

　　五、译丛疯人日记（小说）

　　［俄］郭克里耿济之译

　　乡愁（小说）

　　［日］加藤武雄著周作人译熊猎（小说）

　　［俄］托尔斯泰著孙伏园译农夫（小说）

　　［波兰］高米里克基著王剑三译忍心（小说）

　　［爱尔兰］夏芝著王剑三译新结婚的一对（剧本）

　　［挪威］般生著冬芬译邻人之爱（剧本）

　　［俄］安得列夫著 沈泽民译杂译太戈尔诗

　　［印度］太戈尔著郑振铎译

　　六、挪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论文）

　　沈雁冰

　　七、书报介绍 郑振铎

　　八、海外文坛消息（六则） 沈雁冰

　　九、文艺丛谈（五则）振铎雁冰

　　十、附录文学研究会宣言 文学研究会简章

　　第一篇《改革宣言》无署名，我认为郑振铎必是参与了意见的，详见下述。第二篇周作人的文章，茅盾回忆录中说是郑振铎寄来的。“创作”栏七篇小说，茅盾回忆录中说有五篇是郑振铎寄来的，而有两篇（即慕之与潘垂统所作）是他“刚收到的投搞”；实际茅盾记错了，事实的真相是“慕之”就是郑振铎（此处考证从略，该篇已误收入《茅盾全集》，经我指误，在全集出全时《茅盾全集》编委会在后记中承认了错误），潘垂统一篇也是郑组的稿（今存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提到“潘垂统兄的稿费”，可知该稿由郑经手）。也就是说，“创作”栏全部为郑振铎所组稿。“译丛”栏八篇，除了“冬芬”（即茅盾）与沈泽民（茅盾之弟）两篇外，其他六篇也均是郑寄来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是郑所作。“文艺丛谈”五则中有三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两篇，当然也是他寄来的。也就是说，该期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包括自撰）的。从题目上看，占十分之七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约占十分之六。甚至这一期的封面及扉页插图，也都是郑请许敦谷画的。因此，《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不能像现在的“现代文学史”和一些“辞典”上写的那样，全部算作茅盾一个人的功绩，而郑振铎其实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