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敦煌艺术与沈从文的渊源，恐怕很多人只是想到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沈从文一心想去敦煌实地看看，但这个愿望一直拖了很久才得以实现。

　　在最近发现的一封沈从文书信中可知，沈从文于1979年8月开始了他的敦煌之旅，在信中他对敦煌之行颇为满意，甚至有意以后再去。这次盼望已久的敦煌之旅，对于时年已77岁的沈从文来说是一次身心释然的旅行和文化考察。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和妻子兆和“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旅行”。这一次旅行，沈从文本是受邀为正在排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作艺术指导，但却是无意中圆了沈从文一个三十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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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去之前,著作中已经涉及到敦煌艺术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敦煌，如《北朝敦煌壁画甲骑和部卒》、《隋敦煌壁画进香妇女》、《唐贞观敦煌壁画帝王和从臣》等多个敦煌壁画研究专题，但沈从文在撰写这些专题时并未到过敦煌，因此去往敦煌也成了他的心愿。而他与一位重要的学生兼助手的结缘也是因为敦煌艺术。

　　告别小说创作后，沈从文一门心思钻进了物质文化史研究中，曾在历史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多年。1951年4月，沈从文还参加了《敦煌文物展》布置陈列，并起草展览说明，撰写了《文物参考资料》展品目录特刊中的评介文字，但未署名。但在那一期的特刊中沈从文撰写了《敦煌文物展览感想》并署名发表，其中可看出他对于敦煌胜地的神往。

　　有一次，历史博物馆接待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参观时，其中一位叫王序的文艺兵随队来到了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他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文化，可身边又没有讲解员相助。此时沈从文走了过来，为他进行了详细而形象的讲解，使得王序肃然起敬，后问及沈从文姓名，大为惊喜。后来王序复员回国后，还是沈从文帮他参谋选了工作，使他进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后多年跟着沈从文参与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还在进行时，限于资料问题，沈从文曾致信家人有意出去走走，其中就包括去敦煌看看，但博物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沈从文一直未能如愿。

　　1973年11月沈从文曾致信中国社科院的领导何其芳，建议科学院的文、史、考古三所“抽调一二十个少壮党员”外出去各地博物馆学习一年，“再去敦煌学半年”，他自己愿意作为“说明员”前往。只是未能如愿。

　　根据黄永玉的回忆，有段时间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有关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问题，他们怀疑这位皇太子的身份问题，甚至说要废止这张钱币。黄永玉觉得事情重大，就像他们推荐了表叔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由敦煌壁画引申到一张钱币上的人物身份历史，应该说沈从文的解释一定是形象而具有说服力的。据说日本政府因此并没有废弃流通这张钱币。

　　1978年12月，沈从文在北京西郊宾馆带领助手开展《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工作，期间，敦煌的好友范文藻带着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前来“助阵”，使得沈从文大为感动。沈从文在致信时任天津市领导胡昭衡时指出：“范同志是在敦煌研究所工作多年，摹绘过千百件精美壁画中关于生活衣着资料，在国内可以说对于这一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好，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个好同志。”

　　范文藻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曾倾心于临摹敦煌壁画，1950年4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中，就有范文藻个人《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全部作品280幅。后被借调陕西筹建历史博物馆，临摹了一大批陕西乾陵唐墓壁画。好友范文藻到京后，一定会力邀沈从文前往敦煌实地察看那些有关古代服饰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