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经典的阐释及其意义生成密切相关。考释先秦两汉时期《诗经》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文本内在质素、接受者的阐释传播以至王权力量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儒家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和阐释立场反复对《诗经》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并借助教育机制不断孵化、延续和加强其意义,既为“诗三百”经典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构成了当时民族精神建塑、意识形态构筑和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制度化传播与经典建构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在历史时空的链条中被持续传播和接受。“诗”在早期至少经历了四种类型的传播:以王官采诗、公卿献诗与“诗”的礼乐制度化为代表的政治传播,以官学、私学中的“诗教”为生动体现的教育传播,以诸子著述引诗为代表的学术传播,以及以春秋赋诗为表征的大众传播,这为“诗”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诗”的经典化首先促成了文本的汇集、编纂和定型。如周代采诗制度中,王官依据资政诉求对乡间歌谣有所采有所不采,其间或有一次诗篇数量上的删汰与削减。而孔子对诗集进行“论次”,也应该进行了某种选择取舍和序次编排,才有“诗三百”的定型。

　　其次,历时长久且形态多样的传播为“诗”带来了意义的增值与叠加。受不同传播主体、方式、对象和目标的影响,许多非文学的、世俗的乃至王权的力量不断介入文本从而改变其性质与功能,在所难免。比如乡间口头吟唱原本或是世俗情感的率性抒写,但一旦被采上庙堂献于圣殿,就会附着上许多“观民风”“听时政”的政治意义。“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意味着里巷歌谣被融入周代礼制成为典礼乐歌,转化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

　　再次,持续不断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是经典实现教化功能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乐歌的仪礼传播与运用中,在三代的庠、序、学校教育和后世儒家的私学机制中,“诗”或传播统治阶级理念,或整合社会价值导向,或涵养士子“温柔敦厚”的品性,在规范且权威的传承机制中充分彰显了教化功能。

　　最后,依赖于学术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如春秋战国时代蔚然成风的赋诗与引诗),《诗经》的传播与运用生动活泼地延伸到诸侯间的政治外交、文人的传世著作和贵族的世俗生活中,其覆盖面和认可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文学艺术所能达及的范围,成功完成了从个人话语到公共话语的转化。

　　提炼阐释与文本意义“命名”

　　区别于博物馆里文物的实体性存在,文化经典的传承更多地体现为文本背后的观念、理念与精神,尤其是它经权威阐释后生成并为社会共同体广泛认可的整体意义与核心价值。未经阐释的典籍文本只是一个物件,只有历经反复阐释并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才能成为活的传统。因此,文人士大夫的阐释与意义“命名”是文本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条件。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历史上首次对《诗经》内涵的明确界定和对《诗经》意义的整体“命名”,它标志着《诗经》的接受与阐释由社会政治层面的日常传播与实践运用走向了学术阐释。孔子释“诗”之际,正值礼乐崩坏的春秋末世。一方面,礼乐仪式的逐渐退场不断窄化了《诗经》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严重削弱了《诗经》原有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剧烈转型的现实也带来了“哲学突破”的诉求,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上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有效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时代语境的这种特殊历史规定性,深刻影响了孔子的释“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