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也因此，我一生跟从的老师就特别多。从小到老，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师从”。十几岁失学以后，发现上海法国公园里有人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和中文《古文观止》，不要学费，就赶紧去听。以后上夜校，听讲座，一点没有懈怠过。1949年前后，在上海霞飞路跟白俄学了一些俄语，使我以后成了“进步知识分子”，日子越来越好过。

　　我干了几十年编辑出版，说实话，最大的乐趣是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老师——作者。我知道，不管自己懂得多少，你只是一个“杂家”。作者好歹也是专家。尤其当刚改革开放之初，我正好开始做一个编辑部门的负责人。你说这有多快乐啊！在这以前，我去一个单位找朱光潜教授组稿，那里的人事部门好歹不让我同他见面。以后见面说事，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现在，我居然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大教授的家，彼此畅谈一切！现在人们老夸沈某人当年编《读书》杂志多带劲。其实，这劲儿全来自改革开放那个好年代，可并不是沈某人的个人能耐。

　　在学习做编辑出版以前，我是一个小秘书。因业务需要，我喜欢保存文档。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现在。现在再摩挲这些老文件，不胜感慨，也非常高兴。现在应海豚出版社之邀,把其中一部分整理发表，与朋友们共享。遗憾的是，第一，收集的信札并不很全；第二，学人们给我的许多教导，不一定通过信札。譬如李慎之老先生当年教我出外国书的译本要“向后看”,不必盲目追从西方新思潮。这个意见让我受用了好多年。他这想法，就是在一天开会休息时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的。

　　但不管如何，学人们的许多高见还是让我受用无穷。我最记得的是吕叔湘老人，他老人家每看完一期《读书》，就给我写一封信，提出他的想法。我收集了好多信在这里。我甚至想说，编这本书,主要为了让人们见到吕叔湘老人家这些宝贵的信函。

　　这些信札和手稿均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排列。这正好，我的两位主要的导师陈翰伯和陈原正好排在最前面，就重要性而言，这也得体。

　　（《师承集》，海豚出版社出版）